《诗》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深刻反映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伴随着《诗》而产生的“歌诗”“诵诗”“赋诗”“引诗”和“诗学”活动在历史的进程中经久不衰。

《诗》的本质是文学作品，但它在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历史意义，也就是由文学作品转向了经学，即是《诗》经典意义的生成，这个过程是历史的积淀和思想的融合。

一、孔子对《诗》经典化的奠基

随着周王朝之乱，流落民间，孔子生活的鲁国是春秋时期“诗礼”最盛行的国家，受到西周文化的熏陶，孔子成为了春秋末期对礼乐制度进行倡导的第一人。

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以及当时和以后的著作引诗，也都是为了应用而不是为了研究，从现存的古代文献典籍考察，真正开始研究和评论《诗三百篇》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诗学”研究的开山之祖。从孔子开始，《诗》被自觉地进行阐释，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教”时代。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这一时期正处于春秋末期。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秩序处于动荡之中，西周以来的传统社会秩序和礼制体系发生崩溃。

在孔子看来“礼”的根本是“仁”，如何对“礼”进行恢复就需要通过《诗》，正如李泽厚所言，孔子对旧礼的改造，其根本理路是引礼归仁，以仁为本。

这种对“礼”的改造，让“礼”的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礼”不再是被制度化、仪式化的载体，而是成为了政治的合理秩序，强调的是伦理的意义。

通过“引诗”礼的内涵由‘仪’向‘义’发生了转变，‘礼’越来越被政治化和伦理化。对此陈来先生也说：“这并不是说礼完全变成了某种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原则，而是说，礼乐制度作为一般文化被有变化地保留下去的同时，礼的这些面向被极大发展了，这个时代要求把礼的精神、礼的要义揭示出来、提炼出来。”

“思无邪”是孔子说《诗》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孔子之前的“赋诗”“引诗”是为了合一己之意、用于外交，那么孔子也不例外，二者的区别在于孔子更看重《诗》在外交等政治活动中的意义，更强调《诗》的教化价值，其目的在于内在的人性修养，这也就是说相比春秋时期的贵族阶层，孔子更注重自己理论的阐释和实践。

二、孟子对《诗》经典化的推动

春秋时期的知识阶层通过歌咏赋唱，以《诗》来展现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政治观点。诸侯国在会盟燕享时通过礼仪揖让，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达到交际沟通的作用。而进入战国时期，知识阶层不再认可《诗》的价值，而是以追逐名利为人生目标。

是

战国时期《诗》的音乐性进一步削弱，而拥有包容性的《诗》文本意义，就开始发挥作用，其能够成为知识阶层传达思想的历史文献和引用载体。

战国诸子就是活跃在战国时期的知识阶层，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改变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这时，孟子出现在了战国时期人们的视野，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又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对孔子的“诗学”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创新。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外传序》中对战国时期的儒家，就标举了子夏、孟子、荀子，这也是本文在论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诗》经典化影响时选取此三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是《诗》，春秋知识阶层眼中的《诗》是“礼”，孔子认为《诗》是立身之本，而孟子则认为《诗》是“王道政治”。这是因为孟子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有着强烈的从政入世欲望，他一生奔走于诸侯之间，通过引《诗》说理、以《诗》证事，目的是达成自己的政治理想——“仁政”。

孟子引《诗》说理、以《诗》证事的阐释可见附录中表 3，由孟子对《诗》的阐释可以了解到孟子本人对《诗》持有的阐释立场主要是：“性善论”和“居仁由义”。

“性善论”是孟子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柱，孟子全部的思想都是以“性”作为起点的，“性”是孟子所认为的属于人的精神，即仁、义、礼、智。

基于“性善论”体系下的孟子“诗教”，所要达到的人生境界自然也是看重“仁义”的，孟子希望这种“仁义”的“诗教”能够普及到君王和民众身上，最终达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基于“居仁由义”的阐释立场，孟子希望自己附加于《诗》的“仁义”之道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从而进行“道德”修养的美育，培育人们的人格。这种培育就是“知人论世”“知言养气”。

三、《诗》经典化的原因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发生某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它一定有着存在的现实基础和历史需要。前文探究了《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化问题，亦即探究了春秋战国时期知识阶层对《诗》接受、传播与阐释的过程，这是一个群体性的社会活动。

一个群体性的社会活动，它就注定是有源头效应的，是对后世来说有跨时代意义的，其背后原因更值得我们剖释。春秋末年起，连同整个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期，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叙论四》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这一大变革时期自古以来贵族统治用的礼制被摒弃，“大一统”成为了大势所趋。要想达到“大一统”，各国统治者就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无非是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取得兼并战争的不断胜利。

西周时期，《诗》从属于“礼乐”，即我们所说的“诗乐合一”。春秋末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秩序处于动荡之中，西周以来的传统社会秩序和礼制体系发生崩溃。

“春秋时代一方面是礼乐传统发展到了最成熟的阶段，另一方面则盛极而衰发生了‘礼坏乐崩’的现象。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的已不甚熟悉那种日益繁缛的礼乐，有的则僭越而不遵守礼制。

无论是属于哪一种情况，礼乐对于他们都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流于虚伪的形式。”春秋时期“诗乐分离”，《诗》服务于外交政治。“诗乐分离”使得《诗》摆脱了“乐”的束缚，故而自身的文学性开始展现出来，文学语言的灵活性和多义性使得诸子“引诗”变得富有渲染力和感染力。

《诗》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典化的首要原因是属于时代的，时代的需要就要求人们需要一种统一的上层建筑，只有这样的统一的上层建筑出现，才能得到统治者的信任，进而成为时代的主流。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知识阶层著书立说的愿景，他们试图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等来为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提供出路。

这里所说统一文化、思想、价值观的需要，并不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有统一的文化、思想、价值观等，而是指诸家之学，并起争鸣，在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而为了实现这个归于统一的愿景，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阶层就纷纷开始游说讲学。

春秋时期知识阶层“歌诗”“赋诗”等活动有成熟的礼乐文化背景，这是为了用这种“诗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后其他诸子的引诗论诗，使得《诗》变成了承担诸子思想的文本，或论证言说的工具，可以说诸子对《诗》应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和价值观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和墨、道、法家学派使《诗》在经典化的道路上既有文化传承的作用，又有创新阐释，服务现实社会的效用；既有权威认可也有局限探索，但毫无疑问他们都对《诗》的经典化意义形成提供了动力。

四、总结

《诗》成为“经”，究竟是厄运还是幸运，笔者以为，与其说《诗经》经历了厄运与幸运，不如这样看待二者，厄运是说《诗》作为文学作品的不幸，因为它的文学性被政治性所掩盖，但同时《诗》又是幸运的，因为《诗》较之其他文学作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认可，使得《诗经》能够成为官方权威任何的历史永恒。

《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经学意义和文学意义为后世对《诗》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由此开拓了一条属于《诗》的“诗经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