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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律师，你好！我太太在机场被警方带走了，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广厦集团董事长万先生在电话中着急地说。我告诉他不着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察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第38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察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万先生到律所办理了委托手续后，我以其妻子安女士辩护人的身份，向侦查机关了解到：安女士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依法传唤，后被刑事拘留。万先生和安女士均为广厦集团高管，他们有一套别墅正在装修，因二人工作忙，专门交给装修公司全权负责。装修公司刁某，为了让物业公司提供方便，私下交给物业经理王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刑事拘留）7万元。后刁某认为王某故意刁难，双方发生争执，事情败露后，二人被刑事拘留。侦查阶段，刁某为了立功，向公安机关举报，安女士也参与了犯罪，还提供了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安女士知情，并授权其行贿7万元。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9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我在看守所会见了安女士，向她转达了公安机关的意见：本案证据确实、充分，认罪认罚，可以快速从轻处理。安女士认为自己毫不知情，拒不认罪，一旦认罪对其本人和上市公司，都会带来巨大损失。作为委托人，我应当尊重当事人合法的诉求。于是，我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案卷材料中，装修公司刁某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非常清楚地记载了，某年某月某日，他同安女士的对话。刁某发了十几条语音给安女士，大意是，他今晚请物业经理王某吃饭、洗脚、唱歌，花了多少钱等等，其中一条语音明确说了，为了装修方便，他今晚交给王某7万元。安女士只回了一条文字消息：好的，谢谢！一切拜托你啦！
侦查机关据此认定，本案证据足以证明安女士涉嫌向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罪，再次建议当事人认罪认罚。正当案件陷入僵局时，万先生的电话又来了：“吕律师，警方要求我将妻子的手机马上送过去。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听完后，我的大脑高速运转，以最快的速度思考：警方认为手机是重要的物证，里面的内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不管证据是否对安女士有利，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必须提供，不能隐匿或者销毁。《刑事诉讼法》第44条：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我告诉万先生：在向警方提供手机前，将手机里与装修公司刁某的聊天记录，如实地拍视频保存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团队反复研究从人民检察院复制的材料，本案有行贿受贿的事实，有刁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安女士知晓并参与犯罪。我们也在思考，是否考虑劝说当事人认罪认罚？不能，律师应当尊重当事人合法的选择，既然当事人不认为自己犯罪，我们就应当坚持无罪辩护。但案件要从哪里突破呢？
“把案件全部材料，重新再梳理一遍，重新打印，全部用彩色打印。”助理似乎想说什么，我对助理说：“尽快通知大家开会”。翻着厚厚的案卷材料，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突然纸上几个鲜艳的红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是彩打的原因，安女士与刁某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旁边的红色小点，特别引人注目。这正是我让万先生拍摄保存的记录。这说明，安女士根本没有打开所有语音，只是泛泛地回复：“好的，谢谢！一切拜托了。”
我立即与侦查机关取得联系，并向他们提供了这一证据。经查，这些未打开的语音，正是刁某表示要向王某行贿7万元的内容。侦查机关从刁某的手机来看，这些通话内容是清晰明了的，安女士也回复同意了。但我们从安女士的手机来看，这些内容根本就没有打开，安女士毫不知情。
最终，安女士被无罪释放。但回想起来这一切，仍然使我感到如芒在刺：如果当时我没有通知万先生保存原始聊天记录？如果我没有发现微信上的小红点？如果安女士不小心点开了语音内容？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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