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什么居士（苏轼是什么居士,王安石是什么先生）

苏东坡作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全面最博学的大师，其实一直很傲娇。大概从四川天府之国出来的才子都是这样。李白坚信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使“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而苏东坡自出川之后处处顺遂，高中进士之后信心爆棚，他觉得自己身负青云大才，“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恋得不行。

那么苏东坡有崇拜的人吗？

有。

苏东坡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田园诗人之宗陶渊明，一个是“中隐”美学生活理念的发明者，著名诗人白居易。

一边是躬耕南亩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美学；一边是亦官亦隐的闲适生活，苏东坡左手陶渊明，右手白居易，愣是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后半生，活成了天高云淡的诗与远方。

陶渊明给了他一颗贴近自然的毫无心机的天真之心；白居易给了他亦官亦隐的恬淡之心。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给了苏东坡被贬谪之后安身立命的去处和精神家园，而白居易看淡成败、热爱世俗生活的闲适旷达，又给了苏东坡从容面对一切的超脱。

苏东坡太难了。

别人是怀才不遇的苦闷，他是才华逼人的烦恼。在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苏东坡深刻地反思自己，他说：“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

他要改变自己，从旧我到新我，做个随缘自化随遇而安的人。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天涯海角的儋州，纵然苏东坡的政敌们千方百计把他越贬越荒凉，但苏东坡却越来越快活，这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度过无数个生命的寒冬？

是他的偶像白居易。

粉丝与偶像总有些相似。苏东坡发现，自己的为官生涯虽然比不上白居易悠然自得，但为官之路却是惊人的相似。

白居易做过杭州的市长，修建了白堤；

苏东坡也做过杭州主官，修建了苏堤。

白居易人到中年首次被贬到江州做司马；

苏东坡也是人到中年被贬到黄州，不过连司马也没有做上，只能喂牛喂马。

白居易在被贬的忠州有一块地，叫东坡。没事就在东坡上种花种草感受生活的岁月静好；

苏东坡在黄州也搞了一块地，叫东坡。在那里盖了茅草屋，起了个诗意的名字叫雪堂，读书写字吟诗作画享受苦中作乐的人生。

白居易天生乐观，除了在浔阳遇见琵琶女同病相怜“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外，其余时间过的优哉游哉。

就像白居易的名字，生活哪有什么大不易？只要心安此处，人生到处都是风景，都是故乡。

苏东坡也是天生乐观派，除了在黄州第一个孤独的中秋节，他写下“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呼朋唤友喝大酒，吃东坡肉，喝东坡酒，过东坡一样的美学生活。

苏东坡与白居易太像了。原来叫苏轼的青年政治家，同香山居士白居易一样，成为东坡居士。从此，一本正经的精神紧张的苏轼，成了幽默的世俗的看淡一切的苏东坡。

东坡居士的号，就来自于白居易的东坡，这是在向白居易致敬。

因为，白居易的精神家园在东坡。在忠州的东坡之上，在白的像雪的月光之下，那里有白居易种下的花草树木。“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东坡成了白居易的精神避难所，东坡上的花草树木成了他心心相映的朋友。以至于在离开忠州返回京城的时候，白居易还念念不忘：“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而黄州的东坡，不仅成了苏东坡的精神家园，还促成了苏轼向苏东坡凤凰涅槃，促成了儒家信徒的苏轼向儒道佛兼修的文化大师苏东坡的精彩蝶变。

东坡成了白居易和苏东坡共同的精神家园。

事实上，在生活无路可走的时候，有一块东坡而于此中安身立命，也是中国失意文人或下野官员的精神追求。

唐朝诗人王昌龄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只要有月光的地方，就有故乡，只要是心安的地方，就是故乡。这一点，苏东坡与白居易实现了心灵的同频共振而心有戚戚焉。

白居易在《初出城留别》中写道：

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

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乐观旷达的白居易说，只要心情好，吃嘛嘛香，身体倍棒，哪里都是故乡。

而半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很显然受到了白居易这首诗的影响，他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词中，向白居易致敬：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东坡和白居易关于哪里是故乡的讨论，其实在告诉我们，心才是我们的主宰。

禅宗说，心外无物，只要心从容了，世界就澄静了。

苏东坡和白居易的“心安是吾乡”的生活美学启示我们，人生不能随波逐流，但可以随遇而安。

苏东坡很羡慕白居易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白居易在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逐渐修炼出从容优雅闲淡安然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其实来自于儒家的亚圣孟子。孟子一生很紧张，仿佛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使命一样，但他说了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南。

在朝堂，那就心怀天下致君尧舜拯救苍生做一番儒家的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江湖，那就心情淡然修炼自我，做最好的自己，得之不喜、失之不忧，泛舟于五湖烟海，享受道家的清静无为和佛家的内心超越。

白居易就是孟子理念的践行者，也是创新者。他创造了大隐和小隐的中间道路“中隐”。白居易说：“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岁月有俸钱”。这种亦官亦隐的态度，既不同于大隐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决绝与不合作，也不同于隐居于民间草莽的饥寒交迫。

中隐是一种与世俗生活若即若离又超越于世俗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无论官职大小，都用一种坦然的享受的态度去对待，最好不是很忙，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心情恬淡从容优雅，在琴棋书画诗酒花中，享受优雅的生活，在喧嚣的尘世之中，做一个超然自拔的人。

苏东坡对“中隐”的生活理念深以为然。他“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用时无需大喜，贬时也无需大悲。他学会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对“未成小隐成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的生活颇为满意，他不要做李白，“不做太白梦日边”，他要与白居易“还同乐天赋池上”，浮一大白。

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点评白居易的生活美学，其实在点评苏东坡的生活美学：“白居易生存方式的标尺之一，就是把自己能决定的事——由己者，和自己不能决定的事——不由己者，明确地分开来，对于后者则托付给命运，对于前者，则积极努力去争取。”

这种把命运与现实分开的生活理念，用白居易的话说，就是“苦乐心由我，穷通命任他”，“穷通谅在天，忧喜即由己”。人生免不了有坎坷，但人要能摆脱重压，获得精神的解脱，从而随缘任运，即安即止。将原本紧张的心投入到世俗美好的生活中去，既享受美好的生活，又享受精神的超越。

苏东坡就是这么干的。

苏轼在《醉白堂记》中说：

“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田园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方其寓形于醉也，齐得衰，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

苏东坡以十二分羡慕的口吻，描绘了白居易的不离世俗又超越世俗的闲适：山水田园、吟诗作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红袖添香的生活。苏东坡从白居易的身上，也是从庄子身上，学到了恬然委顺、齐兴衰荣辱超脱旷达的乐易精神，苏东坡觉得自己大概就是白居易的化身。

唯一让苏东坡感到不如白居易的，“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他缺少白居易家的樊素与小蛮那样的美女！

君子好色而不淫，难道不是热爱世俗生活而又超越世俗生活的态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