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崴是谁送出去的

马车与苦力

中国人率先进军的地方商业活动是运输业，这很大程度上也和城市建设的需求有关系。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之初，道路系统和运输业主要由俄国人控制。但由于劳工不足，以及俄族运输工人的福利要求过高，在城市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市政当局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采购他们的服务。而在工地上工作的一些中国人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选择了脱离工程队，买上一辆马车，摇身一变成为了工地的货运供应商。

相较于傲慢的俄国工人，这些中国运输工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他们的生活要求很低，对马匹和车辆的保养需求也不高，基本就是能用就行，甚至还有用俄族人看不上的老牛的，压低了一大截成本。而在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周边的砖厂、石料场、木材厂也都是中国人开办的，运输队能通过语言优势和老乡套近乎的方式，获得最低廉的进货价格。

很快全城大街小巷的货运业务就都被中国人包揽了，俄国工人驾驶的马车全面退守他们有语言优势的客运领域。

中国人大举进入马车货运，一开始还激起了俄国人的不满。马车行会向市政府施压，要求取缔中国马车，理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马车有碍观瞻，中国人还经常超载，导致道路毁坏严重，难以修复。但更多的当地商行欢迎能带来低运输成本货物的中国人，向当局请愿保护中国人的运输权。

权衡之下，符市当局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政策，辟出一块专门的马车场，要求中国马车必须在此集结，接受车况检查，并按时向当局缴纳租金。如此提高了中国人参与运输业的门槛，同时也保留了中国马车提供的服务。他们也很清楚，这座城市陆上运输业的正常运转已经少不了这些沉默的中国人了。

其实马车夫们在当时的符市华人运输业者里已经算是有产者了，更多的中国人从事的是真正的无产工作——背夫。

马车运输价格较贵，而且有时候也未必有能装满一马车的货物，所以背夫苦力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当局看来，这些自愿做背夫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人了，而是城市交通工具的一部分。他们不能走人行道，妨碍体面的俄国人行路，而必须在行车道的最右侧和马车抢道，遵守车夫的交通规则。

为了增加收入，这些耐力极佳的中国背夫也绝不拒绝任何可能的生意机会。他们中自学了俄语，擅长打哈哈的，就埋伏在市场门口，为出门采购的俄国太太们背商品；力气大的就去码头和搬家公司等着，用一个背篓装着不低于自己体重的货物进进出出；其他还有背棺材、背大粪、背军事物资的，只要有运输的地方就能见到中国工人。

和所有见到过早期中国海外移民的西方人一样，符市的俄国人也觉得这些中国人一定是地狱来的不死族，他们面无表情，“拿着5个戈比（俄国辅币，1戈比=0.01卢布）就可以背着8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16.4公斤）东西走到天涯海角”。

但大多数人选择放弃了探究他们究竟是不是活人，只要当价廉物美的运输工具用就挺好。

尤利尤利与帝王蟹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海港城市，海洋运输的重要性并不输给陆上运输，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一部分。而在这样的市场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人的身影。俄国诗人马特维耶夫在自己的诗歌中这样写道：

黄皮肤的中国人划着“尤利”（俄国人对中国舢板的称呼）

湾里蓝色的水泛着静静的涟漪

他们面前是远东的首都

符拉迪沃斯托克在烟雾里

……

中国人摇桨歌唱

歌唱着海参崴——伟大的海参之城……

中国船工有没有在歌唱海参崴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船工成功掌控了符市的海运是确凿无疑的。飘荡在金角湾里的众多“尤利”，在白天是能够超载运输木材的坚忍货船，到了晚上就是船工包饺子、吹唢呐的宴会厅。常年将船只当家的船民不是只有广东、福建才有，在必要的情况下，东北移民也可以。

随着华人在海运业的势力越来越大，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逐渐脱颖而出，变成了大船东，最大的木船已经可以装载超过50吨的货物，俨然是金角湾一景。而深感威胁的俄国船运业主也联手向市政府施压，要求立法禁止外国人在符市近海提供海运服务。

立法最终通过，但对实际情况的改变着实有限。当时在符市海运协会等级的船只共有615艘，其中半数名义上属于俄国人，但大多数船只的实控人还是中国人。一项非官方统计显示，这里边真正的俄国船主只有6个人。

此外还有大量根本没有去登记的小型中国船只在提供辅助支线服务。中小型的商行老板们，自然都很喜欢这些黑船。

这些船只还经常能搞出一些副业。

比如一些胆子大的船民很快发现，符市近海有着丰富的深海渔业资源，捞鱼捉虾比单纯做运输业赚钱得多。于是他们改装了货船，在市场里租下一个摊位，出售新鲜或者烹饪好的水产。一位叫别里杰尼诺夫的俄国作家这样回忆他在符市的见闻：

“地上是用白铁皮座城的大货槽，各种鱼类真是应有尽有！从比目鱼到大肚子虾虎鱼，再到鲭鱼和马哈鱼，还有锯条鱼和鳕鱼……螃蟹、海蜘蛛，有大有小……虾有煮过红色的……就着啤酒，不知不觉就可以吃上上百个……”

把水产店直接改造成现点现做的渔人饭馆，这很中国。更让人惊叹的是，甚至连这些水产速食店的酒类供应商也是中国人。在当时还不算大的符市，总共有6间中国啤酒厂，酿酒的原料颇具中国特色，是大米。由于价廉物美，口味独特，这些啤酒不仅供应中国人，后来甚至成了俄国水兵上岸找乐子时爱喝的酒。

然而这还都只是中国人在这里商业活动的冰山一角。

谁的生活也离不开中国人

虽然相比于俄国核心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气候条件已经算得温和，但这毕竟是世界上最北的大城市之一，每年有半年都属于寒冷期。在这样的城市生存，淡水、煤炭、保暖的衣物是最基本的必要物资，而这些无一例外也全都是由中国人提供的。

虽然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座被海洋包围的相对温润的城市，但只要摊开地图就会发现，这座城市周围并没有什么大江大河。最近的大河是发源于中国境内的绥芬河（后来在苏联时期，俄国段改称拉兹多利纳亚河），河口距离符市老城区的直线距离也有30公里，取水很不方便。

最早到达城市的海军主要使用的是泉水和城区小河里的水。然而为了建设城市，周边的森林破坏严重，这更进一步带来了水土流失，这些泉眼和河水很快就不再出水了。符市的人口越来越多，水源地却越来越在往城北的郊区转移，普通市民想喝上一口干净的水都很难。

这时候就轮到中国工人撸起袖子出场了。他们活跃于城北的水源地和市中心的水站之间，用最原始的挑担的方式，夏天送80桶，冬天送50桶。一直到了30年代，苏联控制下的远东边疆区兴修了一系列水利设施，这些送水工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煤炭同样如此，这可以从后来苏联《红旗报》的一份官方声明中看出端倪。

苏维埃政权对商品价格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规定了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其中也包括煤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红旗报》展示了全市50个煤炭零售商的名单，要求市民举报售价高于规定价格的商人。而这五十个人，竟然全部都是中国人。

还有毡鞋，这是在寒冷的俄国必不可少的冬日装备。制作毡鞋的工序很复杂，首先要把牛毛和羊毛洗净弹松，然后用木棍把混合的绒毛擀成紧实的毡子，最后粘贴在鞋底上。整个工作既需要耐心和体里，工作环境也因为尘土飞扬而肮脏不堪，几乎只有中国工人能够忍受这项工作。

而在夏天毛毡生意不好的时候，这些毛毡匠就变成了冰淇淋小贩，推着小车上街卖冰淇淋，赚一笔换季外快。

类似这样的生意经在当年的符市极为多见，中国人已经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小买卖帝国。尽管他们没有资格在当地购买土地和房屋，但中国人擅长用租赁手段狡兔三窟般的布置自己的产业，并且迅速击垮周边的其他国家商铺。

到了20世纪初，符市斯维特兰娜大街边，全城最大的自由市集里，已经几乎看不到白人的店老板了，摆摊开店的全部都是中国老板。资产比较大的老板有一个店面，肥头大耳，蓄须留甲，显然已经很久不事劳动，打理店铺的大多是他的同乡伙计；还在小本经营的中国人则盘着辫子，瘦小的身上披着宽松多用的中国服装，蹲在路边静静地观察路过的潜在客户。

但其实，这些人刚来到这座城市时，都是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只是有些人在短短十年间，就完成了阶级跃迁，而这些成功的大老板也成为了那些还在行商的小生意人的偶像——中国人永远相信自己能成为时势中的英雄。

然而毫无疑问，在俄国人统治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英雄只能是经济层面的，永远也获得不了相应的政治地位。

《符拉迪沃斯托克报》上描述的如下街景更为常见：一个刚刚来到符市的中国苦力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偷了俄罗斯人货摊上的面包，被发现后遭受了摊主的毒打，随后众人将其送到警署，摊主全身而退，俄国警察又狠狠“教训”了他一番。

毕竟，这片土地已经是他人的囊中之物，而这些中国人，反而成了遭人提防的恐怖外乡人。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Urri/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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