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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黄埔军校，那可是赫赫有名。

民国时期，林彪、陈赓、左权等众多名将皆出自此处。

可以说，黄埔军校就是近代中国军事将领的摇篮。

它的学生大多资质非凡，能力卓绝。

而有一位奇女子，就是从中走出，且被誉为黄埔军校的第一美女。

后来，她曾任我国唯一两位正国级女领导人的秘书。

她就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第五代孙；

亦曾是叶剑英元帅的第三任妻子——曾宪植。

曾宪植

如此来看，门楣显赫的千金小姐，为何舍弃安逸无忧的生活，投奔艰难重重的革命？

又为何与叶帅分道扬镳？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叛变家族 投身革命

湖南湘乡(今双峰)曾氏家族在当地可谓名门望族的。

其中，最负有盛名的族人非曾国藩莫属。

对这位晚清名臣的事迹大多数人都早已如雷贯耳。

创立湘君、发起洋务运动、平定太平天国……

纵然世人对其争论不一，但他的经世思想，是人们竞相研究的智慧。

同时，其也是后辈子孙的宝贵遗产。

事实上，曾家从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起就是秀才门第。

诞生过进士、举人、优贡、秀才二十多人。

曾国藩

因此，成为领头羊后，曾国藩对家族有过这样的期盼：

“吾不望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

族人的确不负所望。

尤其是曾宪植这一支，算得上是“秀才世家”。

她的高祖是曾国藩的九弟，亦是湘军首领的曾国荃。

曾宪植的父亲是家族在科举制度下的最后一个秀才。

一家几兄妹皆是那个年代高等学府的大学人才。

其中，哥哥是英国伦敦大学理科硕士；

姐姐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如此耀眼的成就，曾宪植似乎也理所应当不逊色。

事实也是如此。

曾宪植从小脸蛋生得异常秀丽，一双大眼明亮又传神，十分惹人怜爱。

曾宪植

她不仅外貌出众，而且聪敏好学，多才多艺。

在学校女子篮球队里，其也是最引人瞩目的投篮能手。

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曾宪植到哪儿都会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特别是，每逢学校开联欢会，她就会上台反串武生唱京剧。

那架势惟妙惟肖，丝毫不比男生差。

就连当时的校长徐特立都夸她是：

“女唱男腔，北戏南移，别开生面。”

而这个校长徐特立，人如其名，“特立独行”。

他是早期的进步人士。

其以办学进行革命，呼吁更多有志青年加入爱国队伍中。

后来，徐特立还被毛泽东尊称为“永远的先生”。

也正因此，在校期间，曾宪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受校长革命思想的熏陶，她渐渐成长为一个勇于反抗束缚的进步女青年。

徐特立

然而，这显然与她的家庭背景背道而驰。

按曾家传统，曾宪植大概率会受封建礼教的限制。

只是或许她天性中就有叛逆的因子。

加之大时代的变化；

她毅然放弃父辈辅垫好的安逸生活；

决心弃笔从戎，走上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

没过多久，机会就来到她身边。

1926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首招女生。

在徐特立的鼓励下，16岁的曾宪植立马报名投考。

只是这时，她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

要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曾宪植心里清楚，家中没人会支持一个女娃异地他乡干革命。

如此想来，若是诚心把话说开，反倒容易受到监视。

曾宪植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927年春，曾宪植趁家人赴亲戚家吃喜酒之机，偷偷出走。

好在路上不算特别孤单，还有几名同乡一同乘火车来到武汉。

刚下车，她就立马找到一家旅馆，认真参加考试。

当时的考试题目有政治、作文、常识、数学。

其中有一题是“反殖口号的背景”。

见到这个题目，曾宪植一下子文思泉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最后，她还删了又删，都写下满满一页纸，表达其激情澎湃的革命志向。

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曾宪植从200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就这样，她与赵一曼、谢冰莹等同期，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批女战士。

赵一曼

进入女校队后，曾宪植和大家一起投入到紧张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中。

虽是女儿身，但她们的热血并不输男子。

就算是艰苦的体能训练，大伙儿也咬牙坚持下来。

1927年5月，女生队参加了北伐战争。

当时，一行人的攻打目标是杨森、夏斗寅军阀及土豪劣绅。

在这次战斗中，曾宪植需要背着几十斤重的枪支和装备翻山越岭。

时间一长，她的皮肤被烈日晒得脱皮，双脚也被磨出水泡。

可对此，其没有抱怨一句，全程自己扛下来。

那一刻，曾宪植真正从娇生惯养的香闺千金，成长为坚强果决的铁娘子。

也是在攻打夏斗寅时，她第一次深入接触到广大群众。

因长期受欺压，百姓起初见到革命军时，也心存疑虑，不敢靠近。

后来，为安抚群众，曾宪植心生一计。

她发挥自己唱京戏的特长，用唱歌拉近群众，宣传革命军宗旨。

自然，经过这次锻炼，其革命思想更进一步，斗争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不久后， 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动，国共合作局面破裂。

彼时，军校办不下去了，女生队也不得不提前毕业。

然而，那个时候，曾宪植再一次做自己。

她认为，自己的革命路才刚开了个头，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想到这儿，其坚持留校，与少数未回乡的同学并肩战斗。

后来，军校被改编为教导团。

此时整个教导团，只剩7名女生。

没过多久，又因形势紧张，教导团动员女生离队；

并给每人发60元送到武汉，再自行回家。

其中，有2个女生走了。

但曾宪植等5人仍然表示不会离开。

曾宪植

拗不过其性子，最终她留在教导团团部任准尉文书。

随着反革命政府对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血腥镇压升级，全国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但曾宪植并没有屈服于反动势力，也没有一丝害怕和后悔。

她的革命志向依旧坚定不移。

后来，其甚至不顾征途艰难险阻，决然参加广州起义。

当时，她跟随军官教导团南下。

可部队每天要长途行军60-80公里，有时要走100多公里。

再加上从武汉经江西千里跋涉，道路也崎岖难行，多是山间小路。

不过对此，她毫不动摇，默默跟在队伍后面。

终于，众人克服重重阻碍，抵达广州。

也就是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刚刚加入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的叶剑英。

叶剑英

此时，叶剑英已有妻室。

而曾宪植只是一位刚离开学校的17岁大姑娘。

她很钦佩叶剑英学识和才干。

在相处中，其也把这个长自己十三岁的男人当作老大哥相处。

而叶剑英也很喜欢这个活泼开朗的妹妹。

起义失败后，曾宪植还随叶剑英一起转道香港。

后来，她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从事了海外华侨联络工作。

1928年春，白色恐怖最为严重。

在这个时候，有许多人选择脱离共产党，甚至叛变革命。

但曾宪植却在这时选择投身于党的怀抱，加入共产党。

这时，她才十八岁。

更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这一年，有情人终成眷属，她与叶剑英成为夫妻。

其人生和共产主义道路才刚刚开启新的篇章。

坎坷革命 多舛婚姻

在曾宪植成为共产党党员后，组织就派她前往上海地下党留守机关。

彼时，她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进入华南大学进修。

曾宪植和叶剑英

然而，好景不长。

1929年5月，曾宪植组织大学生参加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和张贴标语活动。

行动中，她不幸被反动军警打伤入狱。

在狱中，其以绝食抗争，宁死不屈。

更令人心痛的是，再被组织营救出来后不久，曾宪植又再次被捕入狱。

如此来看，她的革命生涯可谓一波三折。

同一年，曾宪植赴日本留学。

谁料，日本政府突然发动对中国留学生中的党员进行检举行动。

她被人出卖而第三次入狱。

那个时候，曾宪植远在异国他乡。

没有家人的特殊关照，也没有战友的冒死营救。

她孤零零一人被困在阴冷逼仄的牢房里，前途未卜。

然而，面对这一切，曾宪植竟没有一丝惊慌，始终镇定自若。

或许是上次坐牢的经验；

加之现下只有依靠自救。

曾宪植和叶剑英（中间）

她不再像之前那般以决绝之姿以死相逼。

但不变的是，她依旧保持着傲岸不屈的精神节操。

每日一早，狱警就见曾宪植像执行仪式般清理面容。

她将一天仅有的一小罐饮水倒出些在木碗里。

然后，其用手帕沾着碗里的清水，一丝不苟地开始洁面。

那细致、优雅的动作看呆了狱警。

他们没见过这样的犯人。

连那一身破烂脏污的囚衣，也挡不住这位少女的不凡气度。

这跟他们抓到的其他共产党员完全不同。

渐渐地，他们对曾宪植的身份开始有了不同的猜测。

一天，狱警找来一个“中国通”一起提审曾宪植。

曾国藩

当他们问她是不是共产党人时，曾宪植不答反问:

“你们可晓得中国的曾国藩? ”

闻言，那个“中国通”瞪圆双眼，当即说：

“当然知道，那可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话音刚落，曾宪植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就是他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子!”

那个“中国通”听到这句话不禁大吃一惊。

他立马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眼前的少女。

紧接着，其忍不住地一阵盘问。

不过曾宪植也没有一点慌张。

毕竟这就是事实。

当时，她用一口纯正的湖南话，如数家珍般地报出自己族人的故事。

就连左宗棠，那个曾国藩的儿女亲家，抗击英俄吞并新疆的大将领也顺带捎了进去。

左宗棠

“中国通”听罢，唰地一下从椅子上蹦起来，冲着曾宪植当场鞠躬行大礼；

他表示，这是自己对“大清帝国”名门之后的尊重。

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日本人恭恭敬敬地请出牢房，无罪释放。

非但这样，仗着自己家族的背景，她之后的日本留学生活也就一帆风顺。

1931年，遵照党的指示，曾宪植赴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但不久，因母亲李氏患病，她便回到长沙探视。

恰逢此时叶剑英正带红军攻打长沙。

曾宪植便顺理成章地与丈夫汇合。

曾宪植（右）

后来，曾宪植母亲因病去世。

她料理完后事，把弟妹安排回老家梁善堂，就跟随叶剑英去了武汉。

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叶剑英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她便在武汉《新华日报》社从事抗日救亡宣传。

在此期间，这对革命伉俪，相互关心体贴。

他们奔走于长沙、桂林、汉口、重庆、南京等地，致力于创建发展抗日统一战线。

1938年深秋，曾宪植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时，生下两人的爱情结晶——儿子叶选宁。

然而，战乱年代哪有这么多岁月静好。

次年春，为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她决定把出生刚刚八个月的叶选宁改名为曾庆馨；

并送回湘乡，托祖母抚养。

曾宪植和儿子

自己则随叶剑英转赴广西桂林，从事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交通联络工作。

直到1939年，国共合作破裂。

曾宪植转为地下工作。

两年后，她又接到组织安排，到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进修。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此时丈夫叶剑英的身边却有了其他的女人……

作为一个具备新思想的女性，她虽然满心痛苦、为此悲伤；

但绝不会拖泥带水，影响自己今后的生活。

就这样，曾宪植果决选择离异，投入到未竟的革命事业中去。

华丽蜕变 领导运动

在延安结业后，曾宪植被分配在中共中央敌工部工作。

顾名思义，敌工部是针对敌军的工作机构。

主要任务是情报收集和策反敌人。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个在刀尖上跳舞的工作。

曾宪植（右）

而抗战时期则更加复杂和危险。

在置生死于度外的任务中，她走出了个人的悲伤，看到更宏大的生命目标。

本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曾宪植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

从前，她总是夫唱妇随，一路跟随着丈夫的脚步四处辗转。

现在，她站上了更大的舞台，施展绽放自己的才能与光芒。

1945年12月，曾宪植被派至重庆，担任邓颖超的秘书。

同时，她还出任中共南京局妇女组组长，从事党的妇女统战工作。

一方面，曾宪植跟随邓颖超学习和掌握了党的统战理论，积累到丰富的实践经验。

另一方面，她凭借自己那特殊的家庭背景积极联络妇女界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的人。

最终，其成功组织和领导了妇女统一战线工作。

这让妇女在抗战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曾宪植（中）

1948年冬，曾宪植在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中央妇女工作会议后；

并开始为次年3月成立全国妇联做准备。

当时，接到任务后，她率少数干部先期入北京打前站。

经过一个月的日夜奋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于1949年3月24顺利成立。

直到今日，全国妇联机关和妇女管理干部学院都是在曾宪植奠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基于曾宪植不凡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

建国初，为迎接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周总理亲点她作为宋庆龄贴身秘书参与后勤和接待工作。

而在建国后新成立的妇联领导班子里，曾宪植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角色。

她先后担任过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务。

曾宪植和儿子

建国初期，她坚持把全国妇联的工作重点放在国内。

尤其是农村。

曾宪植曾提出，只有把国内妇女工作搞好，我们才能更好地到国外去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妇女。

这才是真正对国际妇女运动做出贡献。

而这其中，她更是始终将个人清廉朴实的作风贯彻到底。

曾宪植一心想把妇联办成真正为妇女解放和为儿童服务的代表机关；

而不是浮于形式的官僚衙门。

所以，有她在的妇联，自建国开始的前17年，就是真正的清水衙门。

曾宪植（左）

首先，妇联基本上没有盖过新房子；

没有搞过请客送礼；

没有大吃大喝那一套。

其次，妇联的编制数始终保持在300人左右。

部门间都比较精干，办事极其灵活。

而曾宪植自己更是清廉奉公，从不搞特殊。

她的住房一直是入城时职工医院分配给她的2间平房。

几次盖新房，其都不肯搬出，坚持和群众同甘共苦。

曾宪植没有依靠家世背景享乐，更不会仗着职务身份作威。

她就是这样，一生都光明磊落，高风亮节。

就算后来那段不好的时光，她遭受极大的痛苦，也始终坚持信仰，不改初心。

1978年9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曾宪植被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

她再次担任党组副书记。

1989年10月11日，曾宪植在澳门逝世。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和全国妇联办公厅为她举办了治丧活动。

曾宪植

同年10月20日，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亲临参加曾宪植同志在广州黄花岗殡仪馆的遗体告别仪式。

24日，曾宪植追悼大会隆重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送上花圈，表达深深的缅怀与哀思。

结语

人们都说曾宪植是曾氏封建家庭的叛逆者。

她本可以当一个金尊玉贵的官宦千金，却偏偏走上与之背离的革命道路。

这是她非常难能可贵之处。

而在这条路布满荆棘的路程中，不管经历何种挫折变故；

她始终坚定对真理的追求，六十年如一日，为革命事业为人民群众贡献自己的力量。

她完成了封建剥削阶级到无产阶级先锋的转变，还成为中国妇女界的开拓者之一。

她是家族的叛逆者，亦是曾氏的熠熠荣光。

参考资料

石潇纯.名门后裔 革命女杰——兼论曾宪植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0(05):1-5.

石潇纯.曾宪植的家世、身世及故居、祖坟考[J].文史博览(理论),2010(11):4-7.

李大鹏主编. 历代名人与娄底 政治人物卷[M]. 2003

田树德著. 曾国藩教子经[M].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