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在两千多年的儒礼规范之下，礼制早已渗透在古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当然也包括“衣食住行”。对古代统治者来说，“礼”就是一种秩序，伦理道德及生活中的吃喝拉撒都必须在规范下进行；基于这样的统治思想，古代建筑上至宫殿下至民房都有着严格的礼制要求。

可是当我们查阅相关规范时会发现，这些规范严格制定了建筑物的等级、布局、用料及装饰色彩等许多方面，却唯独没有对其高度做出过详细规定。

古代礼制规定的建筑参数多属尊卑布局规范

于是在符合尊卑等级的前提下，我国古建筑的高度实际上是不受礼制限制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得从建筑礼制及“楼阁”的起源说起。

从《考工记》到《周礼·冬官》，建筑礼制在西汉时已成定则

《考工记》形成于战国时期，西汉在修《周礼》时由于“冬官”内容的缺失，就将《考工记》加了进去，最后形成了《周礼·冬官考工记》。西汉是儒家思想开始主导王朝统治的时期，因而《周礼·考工记》就成了后世历代关于建筑礼制的规范，同时也对我国古建筑的形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禁锢。

《考工记》中存在大量建筑尺寸上的比例规范，比如依据城邑和宫殿的等级、城门必须有多少个门洞、南北主路有多宽、建筑台基有多高等。

这些规范几乎详细到建筑中的所有结构细节，形成了建筑组群、单体建筑、装饰色彩级别等多重“尊卑参数”。如果依据建筑台基的尺寸及比例参数，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建筑都不会有多高，难道这就是有关古代建筑和楼宇的“高度规定”？细究下来后，我发现这其中跟“楼”的因素关系极大。

《考工记》汇总了西周战国以来的建筑经验及规定

常见的古代城市中，由于受限于木料主柱的高度，建筑物高度多在2-3层左右，其中又以角楼和鼓楼最高，可以高达几十米。但角楼和鼓楼都不是用来住人的，那是城市中的一种防御性设施，可见在很长时间里，古人基本是无缘住进“高楼大厦”的，因为“楼”这东西从一开始就跟生活居所无关，所以《周礼·考工记》里也就不会对其作出详细规定！

“楼阁”起源自战争及防御用途，因而得以避开了礼制的箍禁

先秦文献中确实也频繁出现有“楼”的字眼，比如“四方而高曰台，陕而修曲曰楼“(《尔雅》)、“备穴者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适人“(《墨子》)。

联系上下文我们可发现，先秦时对“楼”的描述均为战争防御用途，包括战争时用的“楼车”、“楼船”、“望楼”……那时候，“楼”多指的是一种井干结构，可以应用在器件制造和建筑上。

不过同样的结构建造“楼车”和“楼阁”成本会大不一样，所以有限的资源都用到了战争上，而与民用有关的“楼”就不多见了——不是不能，而是尚无必要，又不是没地方住人。

早期的“楼”多为墨家御守所为，并非与居住生活有关的建筑

汉武帝崇尚仙道，因为当时具备了成熟的井干构造技术，于是就建了“很高很高”的楼台、期望更靠近神仙。《史记·孝武本纪》载：“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馀丈，辇道相属焉”，我们相信这里说的“五十馀丈”应是夸大之说，否则按单位换算的话得有一百多米高了！

司马迁应是想表达“很高很高”的意思，由于礼制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关于“井干楼”的记录也就如此寥寥数语而已。班固也说“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同样只说井干楼很高，至于具体高度也无提及——如果那是当时建筑礼制上的盛事，那是没理由不具体记载的。

同样的夸张描述也见于张衡说的“井干叠而百层“，百层是什么概念？没有了礼制来拘谨一下，这些形容还真能上了天去！除了汉武帝“纵骄而彼得“(唐《花萼楼赋》)的井干楼之外，战国到两汉时期在技术上虽能制造高楼，但仅概念上开始出现了“屋上之屋”(多为两层用途)，现实上却离不开战争及防御之用。

笃信仙道的汉武帝也曾干过“修仙塔”这样的荒唐事

在战争之外，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建筑意义上的“楼”字：战国时的两层城楼防御建筑(墨子的御敌策略所创)、或西汉时的两层民用建筑和多层塔楼建筑。

佛教文化的引入及帝王敬天的程度不断刷新着我国古建筑的高度

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引入和兴起，当时除了制造大量洞窟巨佛，类似汉武帝“井干楼”那样的高层塔楼也开始在神州大地上“风生水起”。

《洛阳伽蓝记》中记录的永宁寺塔就诞生于北魏时期(约公元516年)，由笃信佛法的胡氏太后所主持修建，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今人较为认可的永宁寺塔高度是约九层、加上塔刹共合147米，是目前我国古代最早期的伟大佛塔。

永宁寺塔的诞生自然皆因皇家有“敬天敬佛”的巨大资本，它产生之后，后世有帝王如果想要表达自己与天的亲近，就不得不要超越这高度了！这样的皇帝自然有，而且同样发生在洛阳。

由于存在考古遗址，“永宁寺塔”是目前最具可信度的古代高层建筑

《狄仁杰通天帝国》里描述的“通天浮屠”高66丈(约220米)是有历史原型的，那就是武则天于公元695年落成的“天堂”(通天塔)。根据史料记载，“天堂”的高度为900唐尺、约合264米，再结合今日的遗址考古分析，实际上的“天堂”可俯视已建成的90米高明堂，估计应为150米以上。

由于“天堂”和明堂皆被薛怀义所焚毁，其真实高度如今就众说纷纭了，但依武则天的心气，“天堂”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高于北魏胡太后修建的永宁寺塔吧？

《旧唐书·列传一百三十三薛怀义》载：“薛师恩渐衰，恨怒颇甚。证圣中，乃焚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据此，也有人分析说，初始时的“天堂”确为二百多米的高度，后来重修时参数就大大缩水了；今日所见遗址为重修后的参数，故而造成了考古数据与史料记载的差异。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也就146米高，以唐代的建筑技术来看，我国古建筑曾超越大金字塔完全是有可能的！

武则天“天堂”虽曾真实存在过，但其高度比例目前存在较大争议

永宁寺塔修成16年后毁于雷电大火、“天堂”和明堂也是毁于明火，耗费巨大的建筑如此短命，又间接促进了我国古建筑防雷防火技术的发展，宋代的《营造法式》里就汇总了前人的所有建筑智慧、达到了我国古建筑技术的高峰。

宋代《营造法式》集我国古建筑的法则大成，但建筑“高度”却终成历史

永宁寺塔毁于南北朝时期的雷电后，该时期后我国实际上已催生出一系列防雷举措。南朝刘宋时的《荆州记》就记述了“重母畏雷，为母玄石室”的故事，用绝缘的大理石为母亲建造能够避雷的石室；宋朝时已能够通过建筑物四柱的设计来避免“跨步电压“、由此达到避雷之作用。

早在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之前，就有法国人在《中国新事》里描述了我国古建筑在屋顶的“翘角龙头”处有铁丝引入地面实现避雷的设计，证实了我国古建筑很早就具备了“避雷针”。

古代建筑中的有多种防雷举措，但尚未形成原理和定则

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中整理《营造法式》时曾亲赴各地考证过大量宋代古建筑的防雷设施，也证实了宋朝时就已存在通过各种屋顶神兽来避雷的设计，其中就包括今日的“避雷针”，只是当时的古人尚不知其理(真正的科学原理还是富兰克林发表的)。

避雷方式的发展理论上为高层建筑的修建提供了保障，可惜元代之后佛教式微，元朝统治者只注重喇嘛庙的修建、朱元璋就更是连祭天封禅都懒得干……

帝王敬天的退却导致这之后再无大型高塔和楼阁的修建。在这期间，《营造法式》里的种种建筑智慧最后虽在明代紫禁城里有了最全面的体现，但就唯独缺失了“高度”。

《营造法式》对我国古建筑有大功，其实也存在禁锢

根据梁思成对《营造法式》的分析，我国古建筑虽以砖木结构为主，但从现存“应县木塔”等的修筑方式来看，只要统治者财力足够(或有着胡太后或武则天那样的敬天心态)，要不断刷新建筑高度本非难事。

由于儒礼始终占据主流，过往的建筑高度仅“昙花一现”也是历史进程所决定的，算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的“非主流”亮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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