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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大起义自发生以来，无论是清代政客、史家，也无论是清亡以来的史学研讨，几无不同意见，一致认为此事件为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可见这一事件对清朝历史影响之巨。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表面看去为个别奸民造经咒画像，吃斋治病，以惑众敛财，然而竟能使民众深信不疑，应者云集，不惜舍生与官兵对抗，已远非“迷信”二字所能解释。其本质是乾隆中期以降，清代社会诸种矛盾积累激化一旦爆发的必然结果。

一、白莲教起义何以爆发？

自乾隆中期以来，清代社会便已走过了它的鼎盛与繁荣，开始渐呈疲态。乾隆帝志得意满，却也时露忧怀：地土有限，人口激增；国称富裕，水旱无时；物价高涨，贫富不均；吏治败坏，贪案频发。

乾隆三十年(1765年)，发生了新疆乌什地区的维吾尔族暴动；乾隆三十九年，爆发了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教导的农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西北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甘肃撒拉族起义：乾隆四十八年，又爆发田五发动的甘肃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又以天地会组织起义；乾隆五十九年，湖南、贵州交界的石柳邓领导的苗民起义。

这些暴动和反抗持续不断，直到乾隆帝退位，苗民仍在与清军激烈战斗。此外，被乾隆帝自诩的“十全武功”，许多便与边民利益冲突、民族矛盾尖锐有关。一切都已表明，正如乾隆帝的垂老衰朽一样，清王朝的辉煌渐渐暗淡，与嘉庆帝的登位相伴随的不是意志昂扬的创业，也不再是安然和平的发展，而是疲于奔命的保守。“山雨欲来风满楼”，白莲教大起义正如一场暴风骤雨猛烈地冲刷着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1、白莲教由来

白莲教是一种在宋代起自民间的秘密宗教，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佛教、道教等教义和教规糅合而成。在元朝末年，白莲教迅速发展，成为反抗元朝的农民起义群众的主要组织手段。

在下层民间传播蔓延。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以此为旗帜和组织形式而发动的，甚至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也因其原本崇奉“小明王”而得以立为国号。不过，白莲教的这种反抗精神和民间化的组织形式早已被夺得政权的朱明统治者所禁止。白莲教在明朝统治的两个多世纪中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直到明末徐鸿儒的起义发生，才使人们再次看到其为民间潜流的无限生命力。

到了清代前期，白莲教的活动虽仍处地下，然扩展更加广泛，主要集中在直隶、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区其参加者的成份也更为复杂，基本仍以农民为主，兼有不少流民和困苦的手工业者。而发生在乾隆中期的王伦起义，其所利用的“清水教”，其实就是白莲教的一支。

随着社会矛盾的积聚，到乾隆统治的后期，白莲教的秘密结社在各地更加积极地活动起来，且支派林立，名目繁多。著名的有闻香、大乘、龙华、混元、无极、无为、先天、收元、八卦、天理、清水、园教、三阳、长生、青莲、罗祖、弘阳、皇天、善友、九门、燃灯、十门、西来、清茶门等。

他们名目虽别，但主张雷同，而且为避免清政府的追查，名称不断变动改换。为传播教义，使教众有所遵循，“每立一会，必刻一经”。广念“八字真言”，即“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担，十口和同西江月，开弓箭射到长安”的四句歌词。其意是表达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和否定，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与邪恶的统治相对抗。有些宣称“弥勒转世，当辅牛八(暗寓“朱”—明朝)，人教者可免诸厄”，直接提出反清复明的主张。

在理论上，倡导青阳、红阳、白阳“三际说”，意思是青阳已成过去，现在正当红阳、白阳交替的“劫变”，在不久的将来，将由弥勒掌盘，白阳当道，众教民即可进人欢乐天堂。在白莲教的组织内，宣传“同财同色”，教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取消人与人的一切差别，甚至性别。教徒们把这些幻想编成歌谣，走村串户，以贩物医卜为名，到处传播，在白莲教各支的上层首倡者那里，多有利用民众痛苦茫然无助的状态，骗人敛钱，巧取豪夺者。

然而被点燃欲望之火的民众，已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多已陷入理想的虚幻难以自拔。从乾隆中至乾隆末，白莲教如一股愈旋愈猛的龙卷风，在长江、黄河之间的穷乡僻壤扶摇滚动，已渐成一种清政府难以控制的局面。

2、被逼出来的起义

早在山东清水教王伦发起暴动之前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河南许州、汝阳一带的白莲教支派收元教便广收教众，到处传播“戊子己丑天下乱”之语。尽管其并未集成势力即遭镇压，反抗的苗头却日渐清晰。而6年之后，王伦的起义便已然揭开了白莲教众反抗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序幕。

王伦起义失败的当年，河南归德府鹿邑县民樊明德创立白莲教支派混元教，传经授徒，势力潜滋暗长。次年(乾隆四十年三月)被官府发觉，樊明德及大批教众被捕并被杀害。

尽管如此，白莲教的活动仍在暗中进行。刘松的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将混元教改为三阳教，共推刘松为教主，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扬言人其教者可免水火刀兵之灾，在湖北、四川、河南一带组织、发动反清斗争。1793年，刘之协又推王发生为首领，宣传王为“牛八”，准备起义。而宋之清则另创西天大乘教，奉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真弥勒佛转世与刘之协分裂为两股，其势力发展迅速。

与此同时，收元教徒王应琥又扬言弥勒佛在河南无影山转世，吸引不少人入教，在鄂豫川边界形成一定规模。

正当白莲教各支迅速传播之时，清政府鉴于王伦起义的教训，也在秘密侦缉白莲教的活动。由于各支教派之间的矛盾和组织的不严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到九月，在河南、湖北、陕西等各处，三阳教、西天大乘教和收元教等三大支白莲教组织相继遭到惨重的打击。这一方面使大批教派骨干被杀，也极大地激化了白莲教众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成了白莲教大起义的导火索。

约在乾隆五十九年六月，清政府首先在陕西兴安府破获了西天大乘教组织，有骨干六七十人被捕。几乎同时，在四川大宁又有收元教骨干数人被逮。时任四川总督的福康安一面向乾隆帝奏报，一面向陕西、湖北等地“连委正佐各员，分投密往，严行搜访，又令各该营干练备弁改装易服，到处踩查，以期案犯速获“。乾隆帝一面降旨，停止福康安改派云贵，一面诏令调遣能员驰赴河南、湖北、陕西等省，严旨将传信教之人“彻底根缉，按名拿获”，各负责官员“务须设法购线跟踪蹈缉，将案内各犯全数拿获，毋使一名漏网，倘不能搜查净尽，别经发觉，惟该督是问”。

一场大规模的缉捕和镇压白莲教徒的行动在湖北、四川、河南、安徽、甘肃等地迅速展开。各地拿获教首的奏报雪片般传向京城。八月中旬，西天大乘教教首宋之清及骨干一百余人在湖北被捕。九月中旬，收元教骨干数十人在房县遭擒。与此同时，在陕西，三阳教教主刘松及其子刘四儿落网；十数日后，三阳教的“牛八”王双喜和教首刘之协的家人亲属数十人相继下狱。在这次大逮捕中，除刘之协逃跑外，三大支派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都处以极刑，惨遭杀害。

大搜捕不仅造成了大恐怖的气氛，一些地方官竟利用“搜教”之名，借机大肆敲诈勒索，使得本已求生乏术的无告贫民，更是雪上加霜，惶惶不可终日。官兵们走村串巷，挨家挨户搜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任听胥吏多方勒索。

“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当起义造反如潮如涌起于各地后，嘉庆帝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方面从官员奏报中，似乎教众早已根除净尽；另一方面民不畏死，“民乱”蜂起于各地，直到几年后他才知道“官逼民反”的真相。嘉庆五年八月，嘉庆帝从一些官员的奏报中了解到：许多民乱都是地方官“激成"。四川达州知府戴如煌当时私设衙役达5000名之多，擒获教首只要给足银钱就可释放。

在湖北，有官员经全面调查，得知“查教匪滋扰，始于湖北宜都县之聂结仁，而聂结仁之变，实自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苛虐逼迫而起。

缘自教首齐麟等正法于襄阳府后，匪徒各皆敛辑，节经奉查刘之协与余党类，亦不许张皇牵累，节外生端。而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于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内，委查宜都县境，一意苛求。凡衙署寺庙，关锁全满，内除富家吓索无算及赤贫者按名取结，各令纳钱若干释放，其有少得供据者，立与惨刑。

至以大铁钉生钉人手掌于壁上，号恸盈廷。或铁锤排击多人，足骨立断。若情节尚介疑似，则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载至一二百人，堆如积薪，前后相望，未至而饥寒挤压，就毙大半，浮尸于江，余全殁狱中，亦无棺瘁，居人无不惨目寒心”。常丹葵因此被人称为“鬼头”，“谓其为残害生灵之罪首也”。其实，这种情况在“搜教”各省，所在皆然，只是大同小异。

腐败政治的残酷性在维护其统治的矛盾冲突中，总是愈见残酷。乾隆末年的官吏盘剥不仅使民生艰难，更不允许民众自慰于幻想，当然更不准有少许的不满和反抗。其实正是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政治高压，迫使广大教众在求生无路的激怒中，毅然放弃了幻想，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3、起义的爆发

乾隆六十年，在走投无路之中，湖北各地白莲教首领集会密谋，决定于辰年辰月辰日辰时(嘉庆元年三月初十，1796年4月17日)在各地同时发动起义。在准备武器和粮草的过程中被官府觉察，湖北枝城、宜都两地的教首张正谟、聂杰人毅然提前于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举起义旗。邻近的长阳、长乐两县教众在林之华、覃加耀的率领下立即响应。随后，在湖北，起义如一股旋风，两月之中，席卷至当阳、保康、竹山、孝感等各县。在襄阳地区，由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樊人杰、张汉潮、高均德等教首发动的队伍，迅速超过万人。

“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月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咽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滥人，鼓煽劫掠，纷纷而起”。到嘉庆元年五月，起义已遍及湖北、河南大部及四川、贵州一部。

积之既久，其发必速；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起义的迅速发生和蔓延，令清廷上下大惊失色。这不仅因其事起突然，更因当时清政府文恬武嬉，对严峻的民间积怨估计不足；也因为当时正调兵征剿湖南、贵州交界处的苗民起义，湖北等地兵力空虚。而“征苗”之处，地近川、鄂，早使两地不堪兵扰役征，民穷财尽，这种压力也成了教民憎恨官府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乾隆中至乾隆末，白莲教如一股愈旋愈猛的龙卷风，在长江、黄河之间的穷乡僻壤扶播滚动，已渐成一种清政府难以控制的局面。

二、起义的过程

起义一发生，立即震动了湖北的封疆大吏，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一面上报，一面急调3000兵马征剿荆州义众。由于起义提前发动，各处未能及时响应，加之白莲教起义初起便暴露出起义各支队伍之间各自为战、互不联系配合的致命弱点，聂杰人在枝江的暴动仅坚持了一个月，便在清军的进攻下投降，不久被杀。

因此，一面宣布蠲免湖北20州县本年额赋，以缓和民众的艰难和缓解对抗情绪，一面传旨令毗邻各省速派官兵前往湖北，分头堵截。然而这一切都显得太迟了，起义正在蔓延，而征剿愈显被动。

此后，清军与教众在湖北展开了激烈的搏杀。永保率重兵咬住襄阳不放，不久，在随州红土山挫败姚之富、王聪儿。在此基础上，其他领兵诸将也都取得一定进展。嘉庆二年正月，有一个形势的变化对清政府有利：湖南“苗乱裁定"。各位领兵大员额勒登保、德楞泰、明亮等得以率兵分赴襄阳、长阳、达州等地助剿。然而事实却不像设想的那样顺利。

川东北大面积起义的发展势头迅猛。徐天德起事达州后，迅速率队北上，走太平(今四川万源)人陕，直趋兴安属之安康、平利、紫阳等地。其实，在湖北义军入川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四川义军已经与清军苦战了几个回合，形势正处危难之间。湖北义军的到来，可以说是四川义军重振的大好时机。

嘉庆二年六月底，川楚白莲教各部汇合于川北与清军爆发的第一场大战是开县白秀山之战。这次川楚义军的不合作，不仅给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方便，也因此暴露了教派首领间既无统一的奋斗追求，也无意放弃各自的私利，结果只能是在一场混乱之后的最终失败。

嘉庆二年(1797年)底，襄阳起义军在川北、陕西进行了大幅度运动战以寻找战机，最后聚会于汉中以西，并准备抢渡汉水，奔袭西安，以摆脱被追击围剿的被动困境。于是，分王聪儿与姚之富、王廷诏与高均德、李全与樊人杰、张汉潮与刘永泰四路。正当清军主力猛追王、姚路起义军时，高均德在汉中西抢渡汉水，兵锋指向西安，迫使清军明亮、德楞泰放弃王、姚，转而尾随高均德，从而使起义军主力王聪儿部得以轻松渡过汉水。消息传到京师，嘉庆帝大怒，大骂明亮等舍重就轻，堕贼计，使齐王氏得乘间北渡，尽夺其世职、紫缰、孔雀翎，令其戴罪立功。

起义军各路北渡汉水入陕后，一度大得施展。王聪儿与高均德会师，吸引了明亮、德楞泰、额勒登保等清军主力。而李全等其他起义军则分路由城固、洋县老林山区，北出宝鸡、岐山，合攻眉县、周至，甚至一度进逼西安。

但因追剿失误，又屡屡被朝廷死命督责，德楞泰和明亮以“待罪之身”，使出浑身解数，调动大批清军，死死缠住王聪儿、姚之富部不放，终于将起义军逼人被动不能自拔的境地。王聪儿与姚之富见攻西安已没有可能，只好率队撤往东南一路连战连败。在湖北西的三岔河，全军进入险地。

两侧高山夹峙，后有追兵数万，沟口前又被郧西知县孔继擀所率的数千乡勇死死堵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近万义军经殊死搏杀，几乎全部战死。王聪儿和姚之富被逼攀上山崖，相继跳崖而死。这是白莲教起义后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挫折。

王聪儿、姚之富战死后，湖北义军的李全、高均德、张汉潮各部仍坚持作战，并寻机痛击清军，以报仇雪恨。但毕竟实力有限，在陕南的镇安、山阳一带，义军是连遭败绩，士气日衰。

嘉庆三年下半年，嘉庆帝仍坚持“擒贼擒王”的方针，对前线各将再三督催逼命，限期奏功。各将见一力严剿只能使“困兽犹斗”，一时难收成效，便纷纷采用计骗和诱降的办法。

加之，义军当时正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些首领便自动落入了清军的圈套。四川义军主力之一的王三槐、冷天禄部，在南充知县刘清的招抚下，轻信诈言，自投罗网，被勒保所俘，后被押至京师处死。冷天禄接受教训，率部众据守安乐坪。年底，因寨中盐粮将尽，诈降突围后坚持抵抗。

义军各部队的失败和重要领袖一一被擒杀，确实使白莲教起义由高潮转人了低潮。义军与清朝的拉锯战已使川陕鄂与荆襄地区一片疮痍，满目荒凉。这使得义军继续坚持反抗政府的斗争更加困难。

嘉庆五年中，由于起义军主要领袖的先后阵亡；义军屡遭败绩，士气低落；粮草补给的日益艰难；兵员补充也日见减少；再加上清军越集越多，封锁越来越严，许多义军已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先是零散地逃离队伍，后竟有一伙伙地离散现象。起义已进入最危险艰难的时刻。

嘉庆六年初，嘉庆帝见义军们无缴械的动向，便下决心加大围困打击力度，迅速解决问题。于是下诏前线清军将领，务必尽快擒斩各路义军首领，并将擒杀义军首领分别列出升官、赏银的档次。这既是分化瓦解的步骤；同时也说明嘉庆帝再次把目光转向他一直没有放弃的“擒贼擒王”的策略。这场旷日持久的反政府斗争，已使嘉庆帝心劳力拙，疲惫不堪。尽管他急于求成，屡下诏旨，反复督责前线将领尽快平叛。这年年底，清军将剿白莲教作为善后事宜。

一是在川、楚、陕屡历兵熨之处，提高地方设治的等级，增设官员；同时，开始布置和督促官员招民垦荒，对铜、盐矿藏“有便于民无害于官者，量为措置”。到嘉庆九年九月，白莲教大起义才算最后失败。

三、起义失败原因

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共历时9年，涉及5省(加豫、甘)，起义军人数最多时可达40余万。为镇压起义军，清廷调集天下兵马，共涉及16省，自提督、总兵、副将以下将领军官有400余人被杀，士兵伤亡更是难以计数，仅耗费国库银就高达2亿两之巨。虽然清政府将起义军镇压下去，清王朝已元气大伤。

延续了一个世纪的康雍乾三朝盛世终告结束，在民间深深埋下了对统治者的仇恨。白莲教及与其相关的各种民间宗教仍在民众中潜伏活动，清朝政治–统的意识形态遭到严重破坏。必须承认，清王朝“官逼民反”的腐败通过这场大搏斗，极大地震动了掌权登位的嘉庆帝。

他在“平教乱”的过程中，也相应地反思了一些问题。民众群起反抗无非因生计艰难，官僚欺压盘剥使其无法苟活。这也正是嘉庆帝在其间、其后屡屡告诫官员戒贪、爱民、节约的出发点。然而，清王朝在既定的运行框架下，各种问题和矛盾已是积重难返，嘉庆帝尽管十分关注吏治问题，官贪民贫却一直是嘉庆一朝及其后的主要问题之一。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反抗也从此持续不断。清王朝再想恢复“盛世”已是毫无可能。白莲教起义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失败了，自然会留下许多令人深思的话题。其失败的原因除了当时清朝正值盛世外，其统治基础仍然相当稳固，社会矛盾也只是局部较为严重，尚不足以构成全面的危机，当然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军事力量都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

应该说起义者本身存在严重的弱点。他们以白莲教教义宣传组织群众，只以一些虚幻的美好向往控制民众，提不出明确的有号召力的政治目标和口号。在那些领袖人物中，也不过是对贫富不均和官府欺压有所不满而已，甚至连“反满复汉”和改朝换代的主张也未见提出过。他们以教义集结起来，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力量，构成了对清地方政府的冲击和威胁。

但这似乎也只是一些首领由聚众敛财到打家劫舍的不能自控的过程。因此，白莲教义众各支分离，从未成立较有系统的农民政权。起义队伍虽多往往各自为战，既无统一的指挥，也无长远周密的计划，而且到处流动，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立足之地，更谈不上根据地。

在起义初期，借助“信徒”的士气，打败过清军，也造成了对清军的牵制，但事实上更有利于清军实施各个击破。起义军在山区绕来绕去，最终还是有利于清军的合围和追歼，同时也使得清政府可以从各地调集军队，加大对起义军的压力。

而其他省区基本处于安全状态。川、楚、陕经9年战火反复扫荡，多已成荒村废墟，起义军局限于这一地区，肯定难以持久，终遭失败则是不可避免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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