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的五笔怎么打（栈的五笔怎么打字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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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中期，在李鸿章的直接领导下，由唐廷枢等人先后在上海和直隶省成立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这两个企业虽然先后事隔仅仅6年，在初期资金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得到的官方借款资助却天壤之别，是李鸿章对两个企业态度不同，还是另有隐情呢？

为了保障漕运安全和收回航运利权，在社会各界的多次恳请之下，经过奏请朝廷同意，1872年末，李鸿章札委朱其昂为总办，创建上海轮船招商局。几个月后，因为管理不善、招股不利、经营困难等诸多原因，招商局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组，这次改组的重要标志是管理层的更替。具有洋行背景的粤籍买办唐廷枢充任总办、徐润充任会办，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充任不驻局会办，朱其昂退居会办之职，专营漕运业务。李鸿章的意图非常明显，无非是提升管理水平，增强招股能力，即“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

随着招商局的招股、经营进入正轨，唐廷枢为了防止利源外流，开始谋求在天津地区附近开采煤炭资源。之所以将煤矿地点放在这个区域，除了解决招商局轮船的燃料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从南方运至天津紫竹林码头的漕粮船只回空问题。如果能够从天津装满煤炭运至上海等地，每年可以增加十多万两运脚收入，这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

而李鸿章对于煤矿的考虑却绝非如此简单。他更多地是在考虑即将成立的北洋舰队轮船，以及各省机器局、制造局燃料依赖洋煤，这不仅仅是利源外流，更主要的是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经过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共同奏请，1875年，清廷批准可以在直隶磁州和台湾试办煤铁矿。由于选购机器不当、招股进展不利、当地百姓反对等原因，磁州煤矿未能如愿。奉李鸿章之命，1875年，唐廷枢对直隶省大名府煤矿进行了勘察，结果运输问题难以解决，只好作罢。1876年秋间，唐廷枢对直隶省永平府滦州开平煤田进行了勘察，经过对煤和铁石化验，于1878年7月24日成立开平矿务局（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mpany），唐廷枢任总办，天津道员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任会办。

1872年9月，招商局正式成立之前，李鸿章便报请户部同意，按照苏浙典商借领练饷制钱定章，拨借直隶练饷局制钱20万串，折合白银123023两，年息7厘（7%），远低于钱庄15%年利率。这笔启动资金对于创办初期招股困难的招商局，意义非常重大。自此之后，官方借款源源不断向招商局注资，主要用于购买轮船、清还钱庄借款、收购旗昌等支出。截至1880年（也可以说截至1878年，1879、1880两年未发生新借款），招商局共收到官方借款16笔，合计197.3万两，除第一笔年利率7%之外，7笔年利率 8%，共65万两，8笔年利率10%，共120万两①。试想，招商局股本银100万两，到1881年历经近10年才招满，1882年，扩股至200万两。在1880年，股本不及100万两的情况下，官方借款即达到了197.3万两。

比官方借款略少的是钱庄和私人借款。1874年，招商局的账面上就出现了合计为475354两的钱庄和私人借款，随后数额一直攀升，到招商局购并旗昌的时候，总数达到了1472404两。随后一直保持在五六十万两的规模。这些各种渠道的借款对招商局购买轮船、兼并旗昌，在各口岸购买土地、筑码头、建栈房，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

除了官方、钱庄借款之外，清政府还以漕粮专营的方式，变相给予招商局巨额补贴。1880年以前，招商局承运的漕粮运费每石六钱，较外国轮船公司认出的运价高出一倍。1875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曾表示愿意仅收运费每石一钱，与招商局竞争。由此可见漕粮运输专营利润之丰厚。漕粮运输结账日期为每年运期结束的六月份，从1873年六月至1880年六月，漕粮运费历年收入分别是102000两、150000两、180000两、270000两、174000两、313800两、312000两、342000两①。8年时间，合计运送糟粮307.3万石，水脚收入184.38万两。如果按高出一倍价格计算，仅漕粮运输一项，招商局多收入92.19万两。

与招商局比起来，开平矿务局收到的拨借官款却少得可怜。1876年，唐廷枢带领洋人矿师马立师到开平地区勘察所产生的费用；1877年，煤、铁分送北京同文馆及英国著名化学师化验成分所产生的费用；1878年，开平矿务局成立前，从英国订购钻井机器预付订金的费用；等等。这些费用，都是唐廷枢在有意投资开平矿务局的亲戚朋友中预先筹借所得。唐廷枢的本意，当然希望清政府对待招商局那样，给予开平矿务局同样的官款资助，并在《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的第五条中，明确指出“即领官本，应请亦以年结送核，免其造册报销，以省文牍。”② 这分明是唐廷枢向政府发出了给予资金支持的愿望。

然而，事与愿违。在1880年以前，开平矿务局虽然招股受挫，却没有得到分文的官方借款。1881年，唐廷枢向李鸿章上呈《奏请援照台湾之例减轻出口税由》中称：又由河头筑硬路十五里直抵矿工，共需银十馀万两，统归矿局自筹，未领公款分文③。光绪六年九月，在向李鸿章呈报的《禀拟开河运煤并呈章程由》中，唐廷枢用近似哀求的口吻，向李鸿章提出了以预付煤款的方式，先支付给开平矿务局五万两，用以补充招股不力，应对运煤河工程资金不足的问题。禀帖中称：伏念矿局只招股本三十万两，现已多用十万两有零，此时再筹垫十四万两挑河，实为心力不逮，可否吁恳爵中堂终始成全，于机器海防支应两局，酌拨银五万两暂资工需急用，于本年职局所交之烟煤焦炭及船捐三项抵销，如有不敷，亦统于光绪八年年底，无论何项一律缴清，不致宕延公款，除奉发外，其馀巨项由职道极力设法挪移④。

这种情况到了1884年，才有所转机，在开平矿务局的第一届账略中，出现了246890.108两官方借款。这些借款来自五个机构：天津银钱所，104624.806两；天津支应所，103961.773两；机器东局，13416两；津海关道，53818.529 两；国子监，19428两⑤。其他机构都需要煤作为燃料，最后这笔近2万两借款，令人生疑。实际上是国子监收到的两江拨款，为了保值增值起见，在光绪九年十月，他们找到李鸿章，拟以8厘年利率存在招商局天津分局生息。李鸿章考虑到招商局远在上海，天津分局没有资质受理这种存款，不如以10%的年利率，通过津海关道存在开平矿务局，即能够为国子监赚取利息收入，又解决了开平矿务局资金不足问题。这五笔迟来的借款，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比例上，与招商局比起来，都存在着非常巨大差距。1884年第一届账略显示，开平矿务局的总投资达到了1987752.193两，官方借款尚不及八分之一，而招商局则达到了不足200万两，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

除此之外，开平矿务局并没有像招商局有漕粮运输的专利。开平矿务局章程第十条明确指出：议价照市情，货尽公用也。所有生熟铁至津，按照市面价值，先听机器局取用。煤照市价，先听招商局、机器局取用。从唐廷枢等所拟的章程中可以看出，开平矿务局没有特权要求，官方也没有价格优惠的计划。1881年，开平矿务局产煤在即，在唐廷枢的呼吁下，李鸿章奏请朝廷同意，解决了煤税过高问题，也并不是开平所特有，而是“援照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收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⑥

同为李鸿章领导之下、唐廷枢主持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两局对于推动洋务运动都至为关键，甚至于开平矿务局的用意更为深远，何以仅仅时隔六年，在政府借款方面却存在天壤之别，李鸿章为何厚彼薄此，其根本原因何在？

待续。（文/蔡建忠 来源：开滦史鉴）

注解：

①黎志刚，《黎志刚论招商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②黎志刚，《黎志刚论招商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③唐廷枢，《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上海广百宋斋铅版印，1888年，第215页。

④唐廷枢，《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上海广百宋斋铅版印，1888年，第238页。

⑤唐廷枢，《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上海广百宋斋铅版印，1888年，第235页。

⑥唐廷枢，《开平煤矿账略（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1885年，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