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是什么意思（有悖人伦是什么意思）

来源：人民法院报

付 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通过以来,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民法典七编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婚姻家庭编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笔者认为,作为新时代的一项重大立法,我国民法典不仅弘扬了法治精神,同时也肯定了人伦价值。

中国思想中的人伦问题

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围绕着人伦问题展开的。《周易·序卦》中曾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中庸·第二十章》也有类似的说法:“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这些典籍中的描述表明,人伦秩序不仅是天地秩序的体现,也是社会秩序的根源,更是国家秩序的基础,因为它包含了人与家庭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以人伦问题绝非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社会或道德问题,而是一种贯通着天、地、人的文明理想。

现代学者将人伦问题称为五伦问题,认为其构成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内核,特别是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中强调,“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曾参与近代中国变法修律的法国人宝道也持类似的看法,甚至在1930年《中国亲属法之改造》一文中明确指出,“此制度(指中国家庭制度)固中国三千年来文化所由生之基础也。中华民族之至今不致于沦亡者,实赖于是……此旧家庭之制度,固非一破坏之分子,而为主要之建设元素也。中华民族之五伦道德由此而生,而中国亦因其势力,虽屡经危难,尚巍然独存,其在中国,向为势力之渊源,存续之保障。”职是之故,人伦问题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人伦问题却被批判、打倒,甚至彻底抛弃。

人伦问题的近代批判

正是因为人伦问题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所以近代中国的转型也可以说是从人伦批判开始的。近代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将人伦批判作为其代表作《大同书》的写作重心,甚至也是其总体思想的关键。康有为思想的基本框架立足于公羊三世说,这是一种融合了西方思想与传统儒家的综合学说。世界遵循了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的演进,看似承认了传统的人伦价值而实际上却将众生平等视为归宿,于是康有为便将《礼运》中的大同社会解释为一个男女平等、政治民主、经济公有的社会。

相反,家庭乃至家族则成为实现前述理想社会的障碍,“有所偏亲者即有所不亲,有所偏爱者即有所不爱。中国人以族姓之固结,故同姓则亲之,异姓则疏之;同姓则相收,异姓则不恤。于是两姓相斗,习于一统之旧,则不知有国而惟知有姓,乃至群徙数万里之外若美国者,而分姓不相恤而相殴杀者比比也,盖于一国之中分万姓则如万国。”后来梁启超总结《大同书》的核心就是“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康氏的批判思路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推向了极致,恰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转折之际,传统中国家庭及其体现的保守价值成为寻求将耻辱震荡的中国拽入现代社会的热情改革家们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撰文强烈批判人伦制度是人格独立的根本桎梏,“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之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近代思想家吴虞还写了一系列非孝的文章,“我的意思,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坦诚地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都对西洋思想充满了艳羡之情,于是便以西式家庭为圭臬,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的人伦制度,提出了各种“破家非孝”主张,旨在将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纳入中国的家庭领域。

人伦秩序的当代价值

近代中国学者对人伦问题的激烈批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近代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后给我们带来了“家庭革命与个体自由”的武器,继而迫使我们被动接受西方政法体系。这种被动接受使我们思考自己的人伦问题时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最后造成学者们对人伦秩序完全失去了信心。

然而,当前学界的一些学者几乎都对人伦秩序给予了肯定,例如吴飞教授就人伦问题有过许多专题研究。这种肯定固然是对近代否定、批判主张的矫正,更是基于文化自信的重新审视。从现实的角度看,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符合国家的顶层设计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讲话中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深化了前述主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基于此,我们则需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思想文化,并在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中发挥其应有作用和价值。

“民法典”时代的启示

民法典的诞生可谓恰逢其时。众所周知,现代世界有三部重要的民法典,分别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以及《苏俄民法典》。《苏俄民法典》在其颁布将近半世纪后被废除,而前两部民法典至今仍然规制着法国和德国的民事生活。《法国民法典》之所以能够适用至今,有三个重要的原因:其一是充分借鉴和吸收了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的内容,全面继受了罗马法的精华,尤其是罗马私法;其二确立私有产权、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大基本法律原则;最后是拿破仑本人因热爱民法典,于是要求立法者们使用平实的语言,让法国民众能够像阅读《圣经》那样阅读民法典。正是因此,《法国民法典》以体例完整、语言通俗易懂以及立法技艺高超而得到了广泛赞誉,并一直沿用至今。

《德国民法典》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虽然也吸收罗马法的精华,却聚焦于哲理化的查士丁尼《学说汇纂》,让罗马法学家的思想再现光芒,所以这部民法典不仅体系完整,而且法律条款高度抽象概括又相互参照,同时也做到了逻辑周延,最终让《德国民法典》具有普遍而广泛的适应性,所以也被称为法律专家的民法典。然而,这部民法典的诞生之初却引发了一场著名的争论,两大著名法学家蒂博与萨维尼为此还分别著书立说。蒂博撰文“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认为德国应该制定一部民法典,借此通过法律上的统一来实现国家的统一,所以需要“博学多识、事理通达”的法学专家精心规划,设计出人类行为的完美规则,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理想的法律指导。但蒂博的主张受到了萨维尼的反对。萨维尼认为当时的德国并不具备制定一部民法典的能力,而且客观上也没有制定民法典的社会历史基础,因为“法律是一种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民族的语言、习俗、文化的体现,更是民族的“共同信念”及“共同意识”的化身。当时的德国尚未统一,何谈民族精神之说,所以想要通过立法构建民族精神而不是在历史文化中发现的做法是难以成立的。尽管萨维尼反对,却不能阻止《德国民法典》的最终诞生。

人伦价值与“民法典”的中国性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确堪称经典,无论是理性构建的法律秩序还是民族精神的完美再现,却都立足于大陆法系的传统。现代中国的法律传统虽然深受欧陆法的影响,但中国社会实际与法德两国有着天壤之别,所以中国的民法典固然可以参考它们,却也必须直面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根据甘阳教授研究,中国社会存在三种传统,第一种是自由主义传统,这是西学东渐以来带给我们的,在政治、法律、社会等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第二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第三种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它已经内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这三种传统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当前中国的现实。第三种传统曾一度被我们弃若敝屣并批判,现在则已经得到了纠正,并在国家的顶层制度设计上焕发新的生命力,所以在民法典的立法中自然也少不了它们的身影,是构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法典的关键。

如前所述,人伦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主要呈现在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中。虽然本编只有78个条文,却有多条就“父子之伦”“夫妇之伦”“兄弟之伦”等进行了规定。例如第一千零六十九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再如第一千零七十四条关于广义的赡养关系的规定。这些条款不仅仅是细化了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也是对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等法律内容的重申。尽管现代中国的家庭更加注重平等自由,但成年子女或孙子女对年老父母或祖父母等近亲属的赡养问题,却无法单纯地用孝与不孝的道德规范,民法典的相关条款表明立法者似乎也是有意地向人伦秩序回归。同样的,夫妇之伦原本强调男女有别,因为这种生物学上的差别导致夫妇在社会分工上的差别,从而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这种“差别”被很多人轻率地理解为不平等,所以主张通过法律消除这种不平等。通过空洞的平等话语来解释男女有别,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也有很多保护女性的法律法规,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障特别规定等额外的法律法规,这并非偏袒女性而是承认两性的差别,进而给予的“额外”保护。但平等话语从根本上漠视了男女的天然差别,将两性抽象为两个无差别的独立存在,显然违背了基本的社会事实。然而,人伦秩序承认了男女的差别,并且认为这种差别是天然存在的,于是在抽象的平等之外对这种天然差别给予人为的弥补。换言之,两性之间固然可以强调平等,但并不是说两性之间就毫无差别,所以民法典的立法一方面承认了两性间的法律平等,同时也注意到了男女间的自然差别,进而在婚姻关系、财产分割等承认了男女有别的客观事实,并在法律上对女性给予额外的支持,例如第一千零八十二条。“兄弟之伦”强调兄弟姊妹之间的相互扶持和帮助,这种人伦关系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被普遍承认和遵守的,所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五条也再现了这种人伦关系。

人伦问题作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近代的家庭革命对人伦的批判和否定,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不可否认有其偏激的一面。现在反思,我们固然可以追求家庭中的自由平等,却可能会造成家庭本身分崩离析,从而失去了家庭中最基本的温情,那么这无疑是家庭的灾难。曾经的祠堂、宗族、祖先祭祀都成为强化人伦关系的纽带,但在现代社会都遭到了破坏和毁损,那么家庭则成为重建人伦秩序的最后“堡垒”。虽然我们一度追求西式家庭中的自由平等,但那也只应该是抽象意义上的价值平等,而不是对长幼秩序和家庭分工的取消。爷孙之间人格价值的平等,绝不意味着爷爷与孙子必须拥有一样多的财产,承担完全相等的工作量,得到完全一样的照顾。夫妻之间虽是通过婚约形成,但彼此的相濡以沫和相敬如宾却难以通过婚约来规范,但人伦秩序强调父母当慈、子女当孝、友于兄弟等。才可能使每个人得到其人格的充分实现,成为一个自由且幸福的人,最终达到“彝伦攸叙”的境界。我国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让人伦价值重新焕发生命力。

(作者单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