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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玉米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今人相关研究比较丰富。关于玉米在我国的起源,学界讨论由来已久,基本公认玉米为外来作物,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辗转传入。明人称玉米来自朝贡,最初种植于皇家西苑,又名御麦,后世玉麦之名系同音转书而来。明嘉靖二年至八年,天方、撒马儿罕等地有使团频繁来华,我国玉米应由这些西亚、中亚使团或商团经丝绸之路带来,由北京、南京的宫廷园囿和直属机构种植,分别传向民间。初传玉米的食用品质应不如我国传统谷物,整个明朝传种十分有限。

一、玉米名起源，变化且多端

我国是东亚大国、文明古国,有数千年持续发展的辉煌历史,农耕文明极为发达,各类典籍无比丰富,放诸四海罕有其比,任何外来文明的传入只有在我国文献或考古文物中找到切实对应的证据和大致有迹可寻、传承有序的线索,才可望获得历史的认可。玉米这样的外来作物亦然,只有首先依靠我国文献或考古文物的可靠资料,相关历史才可望落到实处。

从文献资料可见,我国玉米最初的名称是“番麦”,《嘉靖南畿志》与赵时春《浚谷集》《(嘉靖)平凉府志》最早记载皆然,一南一北高度一致,其他记载也大多包含这一信息。《(嘉靖)平凉府志》且有十分明确、具体的生物性状说明,可以完全确认,我国玉米传入之初名为番麦,与同期出现的番瓜(南瓜)、番薯、番柿(番茄)、番椒(辣椒)一样,是明中叶以来传入的美洲新大陆作物。

而《(嘉靖)平凉府志》称“西天麦”,《学圃杂疏》《(天启)滇志》《(崇祯)吴县志》称“西番麦”,则进一步明确了外番的具体方位,即西方。番麦和西番麦可以说是明朝玉米最通行的名称,东部沿海(江浙)、大西北(甘肃)与大西南(云南)三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和地区都有记载,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入清后福建方志的最初记载也多使用这一名称。

“御麦”之名出现稍晚,嘉靖末年田艺蘅《御麦》诗序称“其种出自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种于西苑,故曰御麦”。

此诗序说明十分明确，玉米因其御用的功能,而得名御麦。番麦种于西苑,由此传出,而有此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名称主要见于田艺蘅、慎懋官、汤有光所著,还有《(万历)崇明县志》,应都本于田艺蘅《留青日札》所说,山东王象晋《群芳谱》所言实际也出于此,可见这一名称和相关说法在隆庆、万历年间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

大约与田艺蘅《留青日札》同时,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玉蜀黍”一目,他以本草学家的科学视野为玉米重新命名,“玉蜀黍”是正式名称,“玉高粱”是俗名。这套名称有两个变化,第一是改“御”为“玉”。李时珍应没有听到田艺蘅那套传说,他的记载中丝毫未提御用情景,也没有提到与玉色(白色)相关的任何生物性状,因此这一用字应由“御”同音而转书。

第二个变化是改“麦”为“蜀黍”,蜀黍俗称高粱,李时珍指明玉米“苗叶俱似蜀黍”,与高粱相近,属于传统黍稷类。这是李时珍命名的核心贡献,明确了玉米的作物类属,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各类科学著作首选使用的名称。《(天启)高阳县志》“玉薥秫”、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玉蜀粟”“御粟”,还有王象晋《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都记载此名而用字稍异。

从“番麦”“西番麦”到“御麦”“玉蜀黍”,再到“御米”“玉米”“玉麦”“玉薥秫”,这是一个流转有序,逐步本土化的演变过程。除李时珍所定“玉蜀黍”相对专业外,不存在其他孤立存在或单独演进的名称线索。明末《农政全书》推出的两个名称“玉米”“玉麦”读音相近,笔画简洁,入清后都十分流行。

二、玉米从何传，西番当为首

关于我国玉米的域外来源与传入途径,明人的说法极其明确、统一,玉米来自外番,因而称“番麦”,并进一步明确来自“西番”,也有称“西土”“西天”“回回”的,大意高度一致,玉米来自西域外番。值得参照比较的是,同期进入我国的番瓜由葡萄牙人经南海传来,李时珍称“种出南番”,因而又名南瓜。明人认为玉米来自“西番”,名“西番麦”“西天麦”,李时珍称“种出西土”,未见有任何来自“南番”之说或“南麦”之名,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尊重的事实。

“出于西番”是明人高度一致的说法,无论主张东南海路传入者还是主张云南陆路传入者都无法回避,因而不得不强作辩解。有论者称“用‘御麦出于西番’来标识三条路径中的任何一条与欧洲之间的方位关系都不为过”,就多少有些以新大陆作物传播的现代知识作狡辩,而明人所说来自“西番”绝不可能有现代人所知由“欧洲”辗转传入的概念,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

何炳棣、游修龄先生则同引《明史·西域传》为证:“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对“西番”进行或模糊或歪曲的解说,目的都为证明玉米来自缅甸或印度,经云南一线传入。《明史》这段记载是说四川至云南一线以西为西番,所谓“西徼外”是西境之外的意思,所指为四川西、云南西北的传统吐蕃之地。明朝与吐蕃交结关防在今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因而《明史》这段文字的标题为“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诸卫”。

明人叶向高《西番考》:“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江、岷间。”

此言所说极为明确,所谓西番即唐吐蕃地。对于明朝防守来说,重点则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与青藏高原交接地带,因而叶向高接着说“洮州为西番门户”。明时,洮州属陕西,地当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此地南面四川,西接青海,正是明朝与吐蕃交接的关键所在,因而有门户之称。如果认为我国玉米来自明人通称的这一西番地区,那就等于说玉米来自我国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今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今西南陆路传入说论者尚未见有明确指西藏为我国玉米原产地或初传地的,实际所说都认为由云南传入。云南西部、南部今与我国接壤的为缅甸、老挝、越南三国,这些国家难以与“西番”挂钩。

《(正德)云南志》记载境内百夷(少数民族)“地在云南之西南,东接景东府……西南至缅国……北接西番,东北接永昌”。《(天启)滇志》称西番“金沙江北者皆是”,所指都为滇西北吐蕃故地,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这都是明人通行的西番概念,所指都是古吐蕃地,显然不符合西南陆路论者所说的玉米域外来源地。

明人所说西番除上述吐蕃外,还指嘉峪关以西今新疆境内的维、回、蒙等少数民族以及葱岭(帕米尔高原)以外的西域番国。明人对两种西番概念所指区域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自陕西、兰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肃州(引者按:今甘肃酒泉),肃州西七十里为嘉峪关,关外并称西域。而陕西(引者按:含今甘肃)以南直四川抵云南,徼外并称西番。其关之最西则为哈密。”“西番”即上文所说“吐番”,嘉峪关外为“西域”。

传统西域异族番国,明人也通称“西番”。如雷礼《都御史陈德文传》:“陈德文,一名莹中,字文石,广东南雄府保昌县人,洪武中举文学,授台州府通判……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撒马儿罕等国,开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举使职,不辱君命。”陈德文出使的“西番撒马儿罕”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

明朝对嘉峪关外未能实施持续有效的统治,所谓关西番属七卫多仅羁縻,全赖哈密一线番王顺逆与否。土木之变后,明自东而西建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肃州等九个边防重镇。肃州(驻今酒泉)地处西部边陲,远离京师,直对西域,北有瓦剌侵掠,南有吐蕃骚扰,是明朝西北边防重镇。

三、玉米何时传，嘉靖中兴年

至于传入时间,田艺蘅《御麦》所谓“移来西域中兴年”透露了可贵的信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十几年,朝政昏乱不堪。明世宗朱厚熜以藩王继位,登基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史称“嘉靖中兴”。

嘉靖朝汪思《固政本以隆圣治疏》:“正德(引者按:明武宗年号)年间,始沮于刘瑾,再沮于钱宁,三沮于江彬,进议而不允者有之,拟旨而擅易有之,甚者大小章疏或从中以径批,或沉匿而不奏。内阁备员而已,茫乎其无所知也。政本蹷拔,枝叶凋瘁,天下日入于乱,甚可畏惧。天启陛下,嘉靖中兴,率由旧章,一洗近弊。群工言之,六曹奏之,内阁议之,宸虑裁之,百司行之,天下仰之,何其盛也。”

此文献记载说的就是嘉靖初年的“中兴”情景,然而仅是昙花一现,前后只维持数年,汪思疏文紧接着以“改元以来事渐可议,即位之诏多付空谈”一转,历数朝臣所奏得不到皇上及时回应的种种现象,因此所谓“中兴年”,从宽说来只是嘉靖最初的十多年间。

四、玉米如何传，朝贡且贸易

至于传入方式,田艺蘅《御麦》诗有“吾君不宝殊方贡”之语,是说来自异域朝贡。诗中又言“记得将军破虏年,独骑汗马赐朝天”,似有明朝边关获胜,赐边将或番人赴朝觐见之事。查《明世宗实录》嘉靖元年(1522)至十年的记载,陕西、甘肃方向连年边警,明朝多被动应付,并无明显获胜之事,更不待言朝报大捷,所说显然不无夸饰想象之词。而其间,西域番地夷人朝贡之事连年不绝。

嘉靖二年九月,“撒马儿罕并吐鲁番、天方等国番王头目宰纳等各备马驼、方物,差使臣土鲁孙等来贡,赐宴并彩段、绢布。其存留甘州者,遣通事赍送验赏,并回赐番王头目礼物。”同样的朝贡活动又见于该年十一月,该年十二月“宴撒马儿罕等地面夷使”并吐鲁番、哈密夷使等共一百三十四人。

撒马儿罕自古是中亚的商贸中心。关于天方国,明人有两说:一是“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明史》也说“天方,古筠冲地……又曰默伽(引者按:沙特麦加)……其贡使多从陆道入嘉峪关”;一说天方国即唐人所说大食。前者较为明确具体,后者引古名泛言,所说约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一线。

虽然明朝礼部官员和甘陕地方官员多揭露,所谓西番国王、头目所派使团有假冒、重复前来骗赏的现象,而其中应有一些确实来自中亚、西亚经丝绸之路抵达中国的使节或商团,朝贡带来当地“方物”。田艺蘅于嘉靖三年出生,对当时的外交朝贡不会有直接印象,所说应得诸民间传闻。

但就其所言“中兴”之年和“朝天”盛况,我国玉米的最初传入以嘉靖二年天方、撒马儿罕等国番王头目及使臣,尤其是嘉靖四年天方国王使臣进贡“方物”最有可能。鉴于嘉靖十四年《嘉靖南畿志》已经记载南京番麦厂,上推数年,最迟应不会晚于嘉靖八年天方国、撒马儿罕等处使者来贡。这几次人数都相对较多,社会影响也比较大。

结语

关于我国明代的玉米起源，目前多种研究手段都给出了自己的认识和贡献：虽然考古研究帮助我们了解到：玉米传入的时间，玉米传播的方式及途径，但仍然有待植物学考证；并且玉米作为一种后来在中国传播的作物，相关典籍的纪录也是寥寥无几。由此看来，现在想要把明代玉米起源的事儿说清楚也都很难，未来要走的路也还很长。

参考文献

《御麦》

《明史》

《留青日札》

《本草纲目》

《农政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