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实现统一之后的第八年和第九年做了两件事情，就是后来通常所说的焚书和坑儒。焚书坑儒体现着秦帝国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原则，秦始皇一定没有想到这样的决策，后来会成为千古议论的一个主题。

后人经常把焚坑两件事合在一起来说，所谓焚坑之祸、焚坑之恶、焚坑之惨等等。毛泽东的诗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或者又叫做焚坑事业待商量。应当说焚书坑儒是文化史上的浩劫，也有一些学者说，焚书这个事情，其实也未必是中国古代图书遭遇的最大浩劫，这些评价都是可以认真思考的。

胸怀博大的客卿制度

秦人在崛起和统一的历程中，可以看到他是表现出一定胸怀的，它用客卿治国，用外国人来担任高等级的行政长官，重用来自敌国的有才之士，我们看到像由余、商鞅、范雎、李斯、尉缭，这些名臣都是来自外国而受到重用，他们个人得到了实现理想，施展才智的比较好的平台。另外比如吕不韦，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是一个对于秦史进程有积极推动的人物。

范雎

客卿的运用，客观上促进了优秀文化的吸收，促成了秦文化的发展。我们看到对一些东方文化理念，秦人起初是排斥的，后来则逐渐有所吸收。对于客卿制度，秦人利用这种客卿制度实现了国力的空前增强，实现了进取的空前成功，秦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是毫不拘忌的，比如说郡县制度一一秦人推行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起初秦人在秦孝公的时候，设立了县，但是还没有郡，后来魏国把上郡这个地方丟掉了，给了秦国。然后秦人继承了上郡的设置，后来又有了汉中郡。可以说，郡的设置，秦人是吸取了其它国家的先进可贵的经验的。另外，秦设博士制度，秦始皇时代，设置了70多个博士的职务，也充分听取博士的意见，应当也是接受东方的文化体制的体现。

还有就是对燕齐方士的信从。环渤海地区有一些燕齐方士，就是后来积极地为秦始皇寻求不死药、寻求海上三仙山的一些东方知识分子，也受到秦始皇的信用，秦始皇对他们也表现出比较虚心的文化态度。总的来说，秦的客卿制度，它的积极意义，在历史上有着显著的迹象可以证明。

焚书始末

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来祝贺他。其中周青臣提出，皇帝你平定了天下，控制了天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那么自上古不及陛下恩德，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另外，一个博士提出来了相反的政治判断，他说应当实行分封，推行郡县制度是有问题的，应当学习殷周的制度，”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不听古人劝就能治理好天下的事，一定要向古人学习，继承历史经验，这个博士接着说，这个叫周青臣的家伙，当面拍您的马屁，”重陛下之过”，他不是忠臣。

秦始皇听了两个人不同的意见以后，于是让大臣们就这个争议进行讨论，丞相李斯就说不一定要遵循古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个年代都有自己的制度，要根据时势有所调整。同时他又说现在”天下已定，法令出一”，一些读书人，”不师今而学古”，要从古人那里寻求积极的文化营养，来批评当今的制度，惑乱黔首，扰乱人心，这是不行的，他建议禁绝私学。”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这是不可以的。他建议禁私学，同时他建议烧书，就是所谓焚书。

他建议，史官掌握的史书，只有秦国史书把它留下来，其余都烧掉，除了博士官控制、掌握的图书以外，”天下敢有私藏诗书、百家语”的都要烧掉，私下讨论诗书这些儒学思想理念的要处以死刑，处以弃市之刑。”以古非今者族”用古代的事情来非议今天的事情的，全家都要杀掉。焚书法令得到了秦始皇的赞许。哪些书不烧呢，”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医学书，进行预测的—些书，卜筮书，算命，预测未来的这些书，在当时都是普遍应用的书。

另外还有种树之书也不必烧，种树之书就是农书，就是种植农作物经验的总结的书。这个法令开始推行，读书人痛心疾首，后来的千百年来人们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惨痛。但是明代的思想家李贽他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他说”大是英雄之言”，就是肯定他的积极意义。”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他接着说，”当战国横仪之后’就是战国百家争鸣，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个时代以后，现在统一了，他说”势必至此”，他说”自是儒生千古一劫”，这是思想史、文化史进入到这个阶段必然的一个表现，必然的一个结局，”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这是李贽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精神的思想家，他所作出的判断。

坑儒坑的是”儒”吗

另外就是坑儒的事件，卢生、侯生两个方士起初得到秦始皇的信任，为秦始皇服务，后来，他们已经厌倦了秦始皇，他们认为这个人贪于权势，给他求仙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就逃走了。秦始皇因此大怒，他说这两个人，我给他待遇非常之高，但是他们竟然说我的坏话，现在就要求对在咸阳的诸生都进行审查。

于是”案问诸生”，诸生相互之间举报告发，违反法令的竟然有460多个人，都被坑杀在咸阳。那么这个做法，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坑”儒”。这里说到了诸生，而侯生和卢生是方士，追查的则是诸生。其实，按照顾颉刚先生讨论环渤海地区的这些方士文化表现的书叫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来说，他说这方士与儒生这两种身份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分得很清楚的。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后来有人对于焚书坑儒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史上的事件也进行了争论。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不真实的事情，说焚书只是秦始皇把教学课本进行了改革，一些不适用的教学课本予以删除。这样的说法，我们以为还是要用比较清醒的、要用科学求实的精神来讨论。当时教育史的常识告诉我们，秦代还没有国家和朝廷全面控制教育的制度，没有什么统一的教学课本，没有什么教学课本改革，这个都是没有根据的推想，是不符合当时文化教育形式的实际的。

近年也有一些学者否认秦始皇坑儒这个事情，认为他所坑杀的对象是术士，而不是儒生。

关于这样的观点，首先我们就会想到，难道术士就比儒生要低贱，就可以随意屠杀吗？而且秦始皇坑杀的对象，是不是可以排除儒生还是需要澄清的。术士、方士和儒生，他们的文化资质其实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有的学者就指出，坑的是方技之流，不是我们儒中人，”非吾儒中人”。这是没有明白术士指方士，也可以指儒生，这个身份的区别、甄别，不是可以做得非常清晰的。术士可以指儒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史记》有一些篇章里面是说得很明白的。

把术士和儒生进行严格的区别，不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们注意到在坑儒的事件发生后，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提出了反对和否定的意见。他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现在您以”重法绳之”，用非常惨重的刑罚来处治他们，”臣恐天下不安”，希望您仔细思考。这个言论发表之后，秦始皇大怒，让扶苏到上郡去做监军，去到蒙恬的部队担任一个监军的职务，离开了中央决策机构。

蒙恬雕像

扶苏他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我们知道一个政权在扩张的过程中，它是一步一步进行区域征服的，离它比较近的地方，它首先使得这个地方，认同征服者的文化，越远的地方那么越不容易进行人心的整合。”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刚刚统一，偏远的地方还没有完全认同我们的政治体制，而”诸生皆诵法孔子”。这七个字说得非常明确，诸生就是被坑杀的人，有一些人说是术士，有一些人说是方士，而扶苏说”皆诵法孔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就是儒生，表明了他们的身份。

应当说扶苏的批评是直接针对坑杀诸生的，他和历史真实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最近，事情刚刚发生，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个时间距离最近，而他就在秦始皇身边，他距离这个事件的决策者秦始皇，空间距离也是最近，而这个意见的发表者，他和帝国的最高决策人秦始皇是有最亲近的感情的，他和执政中枢机关，是有最密切的关系的，他的这个意见，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是一定要重视的。

高度务实的文化倾向

还应该看到焚书坑儒，体现出政策连续性的时间，相隔一年，焚书在秦始皇统一之后第八年，坑儒是在秦始皇统一之后的第九年，他的政策连续性表明得很明确。而焚书的时候已经有对违令儒生严厉惩处的手段，就是”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已经说得很明朗了。而这些诸生，他们后来犯了法，有可能就是违反了这两项规定，偶语诗书、以古非今。那么关于秦的焚书坑儒，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秦文化一个原则，秦文化一个基本倾向就是他讲究实用。

秦始皇登泰山的时候，到泰山怎么封禅的过程也很有意思。他说，据说有很多、至少几十个执政者都曾经封禅泰山，得到了上天对他们执政合法性的肯定，那么我今天要来泰山封禅，这个仪式怎么进行？他就咨询了齐鲁地方的儒生博士，这个博士选了七十个人，或者稍多一些，七十二个人，这个人数也是仿照齐国稷下之学，齐王组织了为他提供咨询意见的这样一个班子，这样一个文化人的群体，他给他们很高的生活待遇，但是他们是不参政的，他们是没有行政责任的，但是有一些重大的决策，需要他们提供咨询意见，也是七十人左右。秦始皇封禅的时候，征求儒生博士的意见，但是儒生博士们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秦始皇认为，难施用，没有办法付诸实施，没有办法付诸实践。

于是他从此就不喜欢儒生，就是说，你的办法，是否可以施用，这是秦始皇时代文化判断的一个标尺，也是秦始皇政策选择的一个标尺。有一个孔子的六世孙孔鲋，他就谈秦代的政治取向、政治表现的时候，他说”无为无用之学”，”秦非吾友”。他说我从事的是没有用的学问，秦人看起来没有用的学问，不是实际操作的，实际可以实践的这种学问，比如说带有一定思辨性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这种学问，秦人是不喜欢的，秦始皇说难施用，而他们认为，我从事的是无用之学，”秦非吾友”，因此我和秦没有办法合作，他就提出了这种文化倾向上、文化取向上可能带有根本性特点的这个差异。

李斯

秦文化有重视实用之学的特点，我们刚才说了，焚书的时候，医书是不烧的，农书是不烧的，术数之学这些书，这些著作，都不在禁毀之列，因为它们天天都要用，它们是实用的。《秦始皇本纪》里面这么说，《李斯列传》里面也这么说，应当是没有问题，就是”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实用之学，仍然允许你继承，仍然是提倡你学习的。

项羽小的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生气了，项羽说，他要学万人敌，于是项梁就教项羽兵法。他们是落到民间的楚国贵族，他们在民间可以传授兵法。张良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他碰见了一个老头，在桥上把鞋踢到桥底下，说你给我捡上来，张良很不情愿，但是想他年纪这么大，还是给他捡上来了，老头子说孺子可教也，约定五天之后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你在这儿等我，咱们见个面，五天以后，连续几次，张良都迟到，后来有一次张良没有到半夜就去了，等了一会儿这个老爷子来了，于是送了他一编书，说读这个书，你可以做王者师。

张良拾履

白天天亮以后张良看这个书–《太公兵法》，他非常重视这个书，张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学习了这个兵法。这也是兵法书在民间仍然得以流传的一个实例。韩信的故事，韩信和赵国作战，赵国有一个叫成安君的人物，他说”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他在讨论和韩信作战策略的时候，讲到了兵法，但是赵国的首要人物没有采纳他的建议。韩信击赵，大家都知道用背水之阵，当时对方的士兵就笑起来，说汉军的将领不会列阵。

韩信

大家都嘲笑他，他自己的部下也有一些疑惑，但是最后战胜了赵国，手下的军官就问他，兵法告诉我们是”右倍山陵，前左水泽”，现在你让我们背水阵，我们都不服，但是最后你终于战胜了对方，这是什么原因呢。韩信说这在兵法里面已经写了，你们读兵法读得不仔细，兵法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大家都非常信服韩信的这个意见，佩服韩信的见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赵国的成安君甚至士兵都懂得兵法，韩信的部下这些军官也熟悉兵法。所以后来人写诗说”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说的是张良的故事，没有烧的兵书仍然在流传。

后来有人说”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这是说张良事迹的。有人就此分析说”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兵家的书当时也并没有要求全都要烧掉。重视实用之学是秦文化的一个特征，他对于理论性强的学说来说，就相对重视实用之学，对于理论性强的学说，是有所鄙薄的，他看不上。像秦始皇说难施用，不中用之书，就看不起他们。但是另一方面，秦取得的政治成功和秦文化高度务实的倾向起到一定作用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这种高度务实、求实、讲究实用的这种倾向，它有它的积极作用，在一定历史时期，它表现得非常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