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澜口述、程稀编纂）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佛教音乐与印度从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一不同是从佛教东渐伊始就存在的，并非是自以为是的中国人改了佛陀的歌……”（盛澜语）
在魏晋时就有胡笛、唢呐、琵琶等西域的乐器以及《蔓度大音香积》等第一批佛曲传入东土，使中国佛教音律得以发展，并逐渐与中国传统音乐融为一体。在随后的一千年，许多汉族音乐有机会与佛教音乐相融合。
三国时，曹植在模仿印度佛乐声律基础上，创造了适合汉语歌颂的梵呗。
唐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三十四中记载：“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其声动心……乃摹其音，写为梵呗。”
曹植在乐阿鱼山删治《端应本起经》，制成了鱼山四十二契，关于曹植创造的梵呗已无可证信，但故事本身已告诉人们，当时已经存在着汉化的佛曲声腔。
还有吴国支谦也依《无量寿经》、《中平起经》造《赞菩萨连名句梵呗》一契，为一代范式。
由于梵呗和汉语的区别，中国的歌赞和印度的呗赞之法当然也有差异。
正如慧皎大师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的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所以梵呗的产生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内涵，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盛澜语）
到了晋代时期，庐山慧远大师创立了唱导制度，融合民间说唱方法进而发展成独特的佛教音乐体系，并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建立起一套中国佛教音乐的内容、形式制度。
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昙宗、僧辨、道慧、慧璩等。
《高僧传》记载，他们“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
《南齐书》卷四十载：南齐竟陵王子萧子良，他曾“招致名僧”，讲习佛法，造经呗新声。“
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载定雅乐时，亲自创佛乐有：《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首，名为“正乐”，开中土佛法之先河。
隋朝时，佛曲已在社会盛行，并在宫延宴乐中被采用。如七部乐中的“西凉乐”有一舞曲《于阗曲》的天竺乐中《天曲》，就是佛曲。
在唐时，佛教音乐更繁荣，并已中国化。当时的演奏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有很大的潜力。
它的影响不但波及到唐大曲、唐散乐、唐戏弄、唐杂曲等方面，而且深入民间，并利用百姓所熟悉的音调来演唱佛曲和赞呗音乐、唱导音乐。
佛教僧人为弘扬佛教，还依据佛经故事创作曲歌辞。如昙鸾、善导、法照等人创作的《净土乐赞》、《离六根赞》、《相好赞》等。
宋以后，佛教音乐逐渐传到民间艺人手里，且有自己的“瓦子”、“瓦肆”等活动场所，但全国各地的大寺院仍有大型音乐活动，直到现在，民间的器乐曲形成过程中几乎都有佛典影响的痕迹。
可见，佛教与中国古代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佛教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艺术结合而创新的产物，显示了佛教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中国化的变革过程，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化，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材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应当使之永久流传。
佛教文化学者盛澜简介：
1975年出生于北京，佛教文化学者、数学博士，对佛教建筑、佛教文献、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研究。
师从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周绍良先生。
曾任中国佛教古代文献保护中心理事、香港东方佛教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佛教建筑研究所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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