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出生的人很可怕（2月12日出生的人好不好）

再回想整件事情，村民们很难说清楚有哪个环节出错了，最后都不免落到一种“无法避免的意外”的叹息上。生活在大山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更艰苦和危险的命运，即便是孩子，或者说，尤其是孩子。

孩子失踪之后

在新塘村红栗坡组，很难只靠房屋的外形寻找到杨霜的家。这是四五年前政府统一修建的一片小楼，当时，红栗坡组的村民们依山而居，有水土流失的风险，政府启动了搬迁工作，将四五十户村民统一迁居。崭新的小楼粉刷着白墙，屋顶用青瓦做成了人字顶的斜坡式，还有飞檐翘角。每套房屋有上下两层，带一个小院子，使用面积在120平方米左右。从高处往下看，四四方方的院子边上嵌着另一个一层高的小屋，按照白族人的习惯，厨房兼餐厅是独立于起居室之外的。

村子里，大多数人习惯开着门，上了年纪的老人会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抽烟、晒太阳。从门口路过时，能看到厨房的外墙上挂着好几只自家腌制的大火腿，走近了还有一股咸香味。这是节日味道的残留。在新塘村，家家户户都养了猪，冬季杀猪、腌火腿以迎接春节和元宵节早已是惯例，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说不清已经流传了多少年，但一种共识是，“挂起火腿就是要热闹起来了”。

但杨霜家一片冷清，丝毫没有热闹过的痕迹。院子里停着一辆溅满泥点的旧摩托车，墙角随意地倚靠着一把锄头、一把镰刀和一个农药喷壶。唯一有些生气的是地上的两小盆多肉，其中一盆不知何时滚倒在地上，洒落出少量的黑土。和其他人家不同的是，厨房外墙空荡荡的，没有悬挂火腿。

村里人都清楚地知道降临到这个可怜家庭的厄运：2月4日，杨霜一对12岁的双胞胎儿子在山上放羊时走失。一场大搜救很快铺开，包括周边村庄的村民和消防队、救援队在内的1000多人整整搜救了13天，不幸的是，2月17日，人们在村庄附近的水库溢洪道消力池内发现两具男尸，经家属辨认，正是失联的双胞胎。

42岁的村民李宣磊就住在附近，在他的记忆里，从孩子遗体被发现的那天起，杨霜家的大门就时常紧闭，他们也很少再见到一家人露面。唯一能和他们碰面的机会，就是夫妻俩骑着摩托车出门和回家的片刻。“应该是去公安局打听进展。”李宣磊猜测。官方通报中提到，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调查两个孩子的死因。孩子的死亡是意外还是刑事案件，目前尚没有定论。但和不少村民一样，李宣磊相信，事情没有网上猜测的那么复杂，大概率就是一桩意外。夫妻俩整日忙碌地出门往返于村庄与公安局之间，更像是为了填补生活里突如其来的一片空白，“留点盼头和念想，想多给娃娃做点事情，好像他们还在一样。要是这个调查也结束了，两个娃娃就彻底没了”。

李宣磊清楚地记得孩子丢失的日子：2月4日，立春，元宵节的前一天。春节的气氛还没完全散去，年轻人尚未外出打工，孩子们吵闹着，偶尔会放几挂鞭炮。下午5点多，李宣磊家正在做饭时，杨霜匆匆走到门口，探头询问家里的两个男孩子是否在他家。李宣磊回答“没有”，杨霜又匆匆地去了下一家。在村子里，孩子们贪玩、晚回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李宣磊没有太放在心上，况且，“两个孩子平时挺听话，想来不会太晚回去的”。

晚上7点，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村里的干部给李宣磊打电话，让他带着手电筒到村委会门口集合，帮忙一起找孩子。“坏了！”他心里想，“这么晚，不可能是贪玩，小孩肯定出点什么事了。”路过杨霜家时，李宣磊特地进去看了一眼，只有杨霜15岁的大女儿在家，厨房里“冷锅冷灶摆着”。他后来才知道，姐弟三人在山里放羊，姐姐要照顾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吃奶，嘱咐弟弟们看着其他的羊，不要吃了别人家的庄稼。但两个弟弟顾着玩耍，被姐姐批评了几句，赌气跑开了。姐姐放羊回家后，才发现两个弟弟还没回来。

村里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那天晚上，山上山下的几个村都出了人帮忙寻找。李宣磊搜索的主要区域是孩子们放羊的那片山，与杨霜家只隔着水库。山的低矮处是裸露的黄土和零星几棵树，还有几间村民用作羊圈的小木屋。一片漆黑中，他们打着手电筒，一路大声呼喊双胞胎的名字，又挨个儿检查了小木屋，都没有踪影。山区夜晚的气温骤降，不到零度，路上还堆着积雪和冰碴子，越往海拔高的地方走，树林越茂盛，林子里几乎没有明显的“路”。即使是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山民，也不敢再贸然往上走了。

搜救

两个孩子忽然丢了，这是村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就像是往平静水面投入了一颗石子，整个村庄都被搅动了起来。那晚的搜救路上，有人猜测孩子在山里迷了路，越走越深；有人担心是不小心跌落到了山下的水库里，“要去水里找人”。还有人根据网上看过的新闻，提出可能是被人贩子拐走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其他人否定了，“从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拐卖小孩，要带出去本身就是件难事了”。

准确来说，新塘村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下辖的云龙县长新乡。这是一段漫漫长路，从大理州到云龙县将近140公里，没有铁路交通，公共汽车要开上两个多小时。云龙县城建在群山之间的一小块平地上，接近县城时，会有连续11公里的下坡路。一下汽车，就能看到县城的马路两旁停着许多三轮摩托车，皮肤黝黑的司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招呼，“20块钱！诺邓诺邓！”这个小县城里，更有名的是距离城区6公里远的古村诺邓，2017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拍摄了诺邓火腿之后，古村成为一个热门旅游景点。

不过，这种热闹和新塘村的关系不大。从县城去往村庄，每接近一步，偏远感就会加深一分。长新乡距离云龙县城35公里，小型城乡客车沿着蜿蜒的公路行驶一个小时到达乡上后，才是真正艰难的一段路。长新乡的山地面积占95%，村寨主要分布在几个东西走向的大峡谷中，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000多米。从长新乡到新塘村，还有18公里路程，乡上不再有公共交通去往村庄，上下山的村民只能联系顺路的私家车。许多山路没有做硬化，坑坑洼洼，下雨时一片泥泞，晴天时尘土飞扬。一趟行程后，用湿纸巾擦脸，能抹下一层黄土。

这场寻找双胞胎的搜救，是许多人没有见过的“大阵仗”。2月5日元宵节，两个孩子失联后的第二天，长新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乡政府里除了值班人员外，全部都参与了搜寻，“应急民兵、生态护林员和很多群众都参与了进来，邻县的公安也在协助一起寻找”。随后，省、州、县的消防救援队和其他民间救援队纷纷加入，最终组成了一支1146人的搜寻救援队伍，分成24个小组，在走失地周边利用无人机、搜救犬、皮划艇等开展地毯式搜寻，整个搜救区域达30余平方公里。

那几天，乡镇的旅馆全都住满了外地过来救援的人，每天一早，长长的车队就上山了。一位开小面包车的司机说，自己曾经从乡上的商店里拉了一车老板捐赠的物资，作为干粮分给山上的救援队，有10袋大米、200箱核桃乳、200箱方便面和若干火腿肠。“好几个村都杀了猪和羊，把肉剔好送下来，做大锅饭吃。”一位年过六十的村民告诉本刊，熟悉大山的本地村民充当了救援队的向导，每天早上8点出头，大家在水库边的指挥部集合后进山，一直到晚上7点多才结束行动，“一走就是一天，腿疼，休息时间就是中午吃饭那时候”。

大理市山地救援队的郭晓伟带着7名队员参加了搜救，和20名消防救援队员一起搜索一片山区，从海拔2000米左右一直搜到了3000米高的地方。虽然经常在大理苍山开展野外救援，郭晓伟依然很少见到如此复杂的地况。“这是一整个大山群，一望无际。满山遍野到处都是羊肠小道，四通八达，四五个路口在一个地方交会，哪个方向都可以走人，队伍只能分开去找，越到后面人就越少，这对救援队自身也是不安全的。”郭晓伟说，救援队的最低限度是两个人结伴，不允许单人行动，而且必须在对讲机信号覆盖的范围内。山上植被茂密，许多地方被长满刺的荆棘丛阻断了去路，“连野生动物都很难过得去”，他们就用扩音器呼喊。天黑之后，救援队伍下撤，由无人机监测，经验丰富的护林员还会站在一片区域的制高点上，观测是否有生火的亮光。

一开始，人们期待着这些呼喊能得到回音。但找的时间越长，希望的火苗越是暗淡。“这种专业救援队都不敢走的地方，小孩子进去了可不就糟了。”李宣磊心里偷偷想。山里有许多悬崖，最高处落差能达到四五十米，郭晓伟和队员无法下到悬崖下方，只能想办法迂回绕道，找到能肉眼观察到悬崖底部的点位，确认孩子有没有摔落、附近有没有遗失物品。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地点，就要花上两个小时。

另一个难点是，与城市里的搜救不同，救援人员能拿到的信息太少了。“两个孩子没有手机，没有信号可以定位，这里也不像城市里有监控，可以提供很多的辅助。我们只有家属提供的一些零碎信息，只知道他们最后出现在哪里，其他的全靠人力一遍遍去搜寻。”

人们怀疑的另一个重点区域是包罗水库。包罗水库修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大达河”上，大坝高69.5米，总库容1188万立方米，平时用作农田灌溉和乡镇供水。自2014年水库建成以来，村民们只听说过一起意外事件，是一位精神失常的女子在夜里不小心跌落水中溺亡。一位村民回忆，2月4日傍晚，就有人划着简易竹筏上了水面，但“水太深了，没用，什么都捞不到”。2月5日开始，救援队划着皮划艇，用各种探测器在水库里反复搜寻，郭晓伟还曾带队沿着水库下方的溪流向下找，一路走到了长新乡。

家庭

孩子的遗体是在17号上午被发现的，就在水库下方用来减少泄洪压力的消力池里。住在水库边的村民李建军告诉本刊记者，一位村民最早发现了遗体，“浮起来时，两个孩子的手臂还是相互挽着的”。警察很快封锁了现场，李建军看到，“孩子妈妈踉踉跄跄来了，好几个人陪着，哭得可惨，搀着回去的”。李建军的妻子在一旁叹了口气，用白族话表达了对这个可怜女人的同情。

他们知道，杨霜已经是第二次承受失去亲人的打击了。提起这一家人时，村民们常常习惯用“孩子妈妈”作为主语来述说。这是个重组家庭，杨霜今年36岁，十几年前从一山之隔的洱源县嫁到了新塘村，和当时的丈夫先后生育了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大女儿今年已经15岁。大概两年前，孩子们的父亲因病去世，继父从山下的村子过来上门，成为这个家庭的新成员。

这样的家庭组合，在小山村里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离婚或者死了丈夫的女人，哪怕带着孩子，也能很容易找到对象。”李建军说。而丧偶后招一个上门女婿，也是件必需的事情。这个深山里的传统村庄依然以农业为主，种地、放羊、养猪是人们的重要营生，都是些费人力的活儿。山区土地不如平原肥沃，大型机械也施展不开，只能常常靠人力翻土。玉米是最容易种的作物，但收购价只有每斤1块钱左右；单价最高的农作物是烤烟，种植和加工极其繁琐，村民们开玩笑，“家里没有五六个劳动力都不敢种”。每斤收购价在5块钱左右的白芸豆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也比玉米复杂得多，每年4、5月份松土后，得在地里按间距插上两米高的棍子，让芸豆苗沿着棍子往上蹿。10月份收成时，再一颗颗采摘下来。李建军估摸着，杨霜家还有三四十只黑山羊，“得赶到山上吃草，还要看着，不能掉到崖下，也不能吃了别人家的地”。

虽然经历了丧失和重组，但在当地人眼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个普通的家庭。唯一特殊的地方，大概就是拥有村子里唯一一对双胞胎孩子。双胞胎是12年前的国庆节出生的，“在当时是件大喜事，谁听了都高兴”。李宣磊还吃过他们隆重的满月宴。两个孩子如今上小学五年级，个子不到一米五，有点偏瘦，理着平头，露出饱满的大额头。一位嫁到外村的表姑赵茗则记得，两个男孩子有些调皮。她曾见过杨霜带他们步行下山，“一路上磨磨蹭蹭，走着走着就停在路边玩石头，他妈妈就停下来催一遍”。但这只是小男孩的通病，大部分时候，孩子是乖巧听话的，“帮着家里放羊、喂猪，有时还在别人家玩，一喊他们干活，就去了”。

但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寻人行动铺开后，这家人不仅成了整个乡镇的焦点，也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舆论试图为这对死亡的双胞胎找到一个确凿的“责任人”。15岁的姐姐最早被推上风口浪尖。由于继父对媒体提到过，双胞胎是被姐姐“打了一棍子”后离开，网上有了“三姐弟不是亲生的”“姐姐故意赶走弟弟”这类传言。李宣磊对此愤愤不平。双胞胎失踪那天晚上，他路过杨霜家时，记得15岁的小姑娘忍着哭声问：“叔，你看到我弟了吗？”后来，她甚至提出，要找到外婆家去，或许能沿路遇见弟弟——这几乎是一种绝望中的提议。外婆家与新塘村隔着一座山的距离，当时的山路还有积雪，两个12岁的孩子不可能独自翻越一整座大山走到外婆家。“小姑娘太自责了，急着想找到弟弟。”李宣磊和妻子担心，姐姐会“想不开”。幸好，寻人的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三个学校里的老师从早到晚在家陪着她。

继姐姐之后，继父很快成了下一个被猜忌的对象。虽然说法都没有根据，但这个家庭显然还处在死亡事件和传言的双重压力下。整个新塘村修建在山上，紧挨着水库，杨霜家在半山腰的公路拐弯处。屋外墙脚下零星散落着几个食品包装袋，是寻找孩子那几天，来来往往的人们遗留下的，至今还没有清理。敲门过后，杨霜疲惫的脸出现在门后。她的脸晒得黝黑，眼睛浮肿充血，头发随意地在脑后绾着。她用有些沙哑的声音温和地拒绝再次回忆这场悲剧，但只是多说了两句回绝的话，就开始带上哭腔。她的丈夫穿着一件沾着枯黄杂草根的毛呢上衣，坐在厨房门口，双手撑在膝盖上捂住脸，始终一言不发。

无法回避的危险

再回想整个事件，村民们很难说清楚有哪个环节出错了，最后都不免回到一种“难以避免的意外”的叹息上。生活在大山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更艰苦和危险的命运，即便是孩子，或者说，尤其是孩子。

在山村里，十几岁的孩子已经算是半个劳动力，能帮着家里做不少事情。上山放羊、扯草，调皮时被父母和哥哥姐姐训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赵茗记得，从八九岁起，父母下地干活，自己就在家里帮着姐姐烧饭；年纪再大一些，她就需要独自放羊了。父亲带她上了两次山，给她比画一片避开庄稼地的小山坡，叮嘱“记着路”，遇到路窄坡陡的地方要绕着走。相比于在山里迷路，她更怕的是丢羊，“弄丢了羊的小孩连家都不敢回，肯定会被一顿教训”。

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教育如今被摆在了比劳动更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孩子离开大山最可能的途径。赵茗说，杨霜曾经提起，自己从没有外出打工，就是不想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孩子就长大一次，要是没有教好，多挣那点钱也补不回来”。采访中，一位村民骄傲地反复说到，女儿正在昆明一所本科学校学医，她当年是从长新乡的中学考上了大理的一所公办高中——近200人的年级里，只有30多人能拿到这张入场券。“有的人只差了一两分，父母还是想让孩子到大理去念书，就得多出几万块钱赞助费读私立学校。父母能拉一把，总是想多拉一把。”

但上学之路也是危险的。在长新乡，不少山上的村小因为人数太少，只开一年级至三年级的班，高年级的孩子需要到乡上的小学寄宿。身亡的双胞胎兄弟生前也在乡里上小学五年级，周末才能回一次家。水泥路终止于半山腰，越往山上走，手机信号越弱，到山顶树林时，几乎收不到任何信号了。一位村民说，大约10年前，这还是一片荒山，树林里时不时有黑熊出没，从乡上翻山回家的人们需要结伴而行。

采访的那一天正是周五下午，傍晚5点多钟，本刊记者在下山路上遇到了一辆正在上行的面包车。车窗降下来一半，车里坐满穿着校服的孩子，正探头向外张望。这是一段坑坑洼洼的狭窄土路，一侧是山，另一侧是落差十几米的山崖，只能容一辆车经过。为了错车，面包车只能先挪到山边的一小块空地上。

六年级的学生刘志是这种面包车的常客。他的家在山背面，单程要25元。刘志说，许多人家里没有小汽车，私人运营的面包车是他们每周上学、放学最方便的选择，只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司机就会到家里来接送。不过，他也遇到过麻烦事，去年夏天的一场暴雨后，砖红色的土混着石子“从山上冲了下来”，把路截断了，学生们只能下车，艰难地徒步绕过这片泥泞的土堆，等着家长们骑摩托车来接人。摩托车行驶在泥泞的路上，坐在后座的刘志觉得“轮子在‘唰唰唰’滑来滑去”。他的双手背在身后，紧紧抓着后架子，到家门口时才松开，“掌心通红，手都软了”。

为了让孩子免于奔波在危险的山路上，一位年轻的妈妈特地在乡上租了房子，开了一家小吃店，做简单的盖饭、饵丝等餐食。食客不多时，四年级的儿子就在小店里最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写作业，作业本下垫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电脑，是她从县城里特地买来给孩子用的。即便这样有些局促的条件，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山上的庄稼、牲畜，是许多人无法抛下的生计。

一块竖立在乡上中学门口的安全告示牌，或多或少地提醒着，生活在山里的孩子们身边充斥着更多隐秘的风险：“不得攀爬可能会危及人身安全的大树、电杆、山崖、建筑物；暑期旱季，不准在河沟、水库、水窖中游泳，雨季汛期，不能强行过桥渡河；女生往返应尽量结伴而行；不随意采食野果、野生菌类，防止食物中毒；走村过寨、穿山入林时，要注意自我防护，不能故意逗惹恶犬、马蜂、毒蛇等具有一定攻击能力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