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哪个朝代

我曾有意无意间，对《宋史?朱熹传》中的“辞”字作过一番检索，一检索，吓一跳，朱熹传中的“辞”字竟达三十二个之多，其中除了仅有五个“辞”是文辞等他意之外，其余全部是朱熹辞官的表述，也就是说，朱熹一生至少有二十七次辞官经历，辞、力辞、又辞、再辞、辞不拜、以疾辞……这些字眼在传中几乎随处可见，简直是在做官的道路上不断辞官。那么，朱熹作为科举制度下的儒生，做官本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道，他为什么要捐弃正道而屡屡辞官呢？

一、英烈后代，聪明早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今江西婺源）。其父朱松，进士出身，官至吏部郎中。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朱熹就处处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早慧，刚学会讲话，父亲指天对他说：“这就是天。”他却反问父亲：“天的上面有何物？”朱松听后，既意外，又惊喜。入塾后，老师教他《孝经》，他竟在书的扉页题下：“不如此，非人也。”他与一群同龄孩子在沙地上玩，人家在堆沙山，他却一个人独坐一处，画八卦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十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临终，父亲将朱熹母子托付好友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刘子羽，并让他投至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诸位名儒门下学习。刘子羽感念好友旧情，收朱熹为义子，在自己的宅旁建造紫阳楼，供母子居住，并对朱熹如亲子一样悉心教养，让朱熹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通过学习，朱熹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通过生父和义父的言传身教，又培养了他满腔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金思想。生父朱松，因为上书反对议和而被贬斥，抑郁而终；义父刘子羽，曾是南宋川陕前线的抗金名将，后因多次反对秦桧投降乞和，遭到报复和打击，最后干脆辞官归乡，隐居崇安五夫里，不问世事，颐养天年，同时悉心教育少年朱熹，直到去世。

朱熹是英烈的后代，那些父辈们的忠君爱国之思想、抗金未了之心愿，都一一在他少年的心里生根、发芽，渐渐成长了理想的参天大树。

二、初入仕途，成效不菲

绍兴十八年（1148），十九岁的朱熹考取了进士，授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同安区）主簿，从此进入了南宋官场。在宋朝，主簿只是一个掌本县官物出纳、注销簿书的九品小官。不过，朱熹的官虽小，眼光却非常长远，他以“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理念履职奉公，勤政务实，还热心于当地教育，挑选本县德才兼优的人进入县学做生员，自己当老师，每天给这些学生讲授古圣先贤的“修己治人之道”，几年下来，当地学风渐浓，民风渐淳，成效不菲。

朱熹在同安一共干了五年，任满后，宋高宗闻其贤名，召他赴京面见，朱熹以病辞谢。随即，他正式拜理学家李侗为师，砥砺苦学，埋头钻研。李侗是杨时的学生，杨时又是程颢、程颐的学生，朱熹因此也就成了“二程”的三传弟子，得以承袭“洛学”正统，为将来把儒学发扬光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一段时期，他在亦学亦教中过着自由自在的耕读生活。然而，在心底，他却从未停止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思索。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禅位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宋孝宗鉴于朝廷对金的软弱，试图振作，因此广开言路。朱熹先上书三札，后又应召到京入见，当场向宋孝宗提建议。归纳他的上书及面见所谈，其大意有三：一者，建议宋孝宗留心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之学，以应天下时务；二者，希望宋孝宗立纪纲，厉风俗，近君子，远佞臣，勤勉治国，锐意进取；三者，力陈南宋与金有不共戴天之仇，若想恢复中原、振兴国家，必须内修政教，外御强敌，并说：“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强调抗金是国家和民族的唯一出路。

然而，朱熹上此抗金主张之时，正好“隆兴北伐”失败，南宋被迫再次向金定割地赔款、俯首称臣，所以，朱熹的主张最终未被采纳。朝廷随即任朱熹为武学博士，朱熹见自己的主张与朝廷政策不合，知道做官也无多少作为，遂辞官而归，回到了居住地崇安。

三、南康之任，暴得大名

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朱熹因其渊博的知识和创新的著述，引起朝野的广泛关注，朝士频频推荐，朱熹却频频辞官。参知政事（副宰相）陈俊卿、同知枢密院事刘珙、工部侍郎胡铨先后向朝廷推荐朱熹，朱熹以为母守丧未终推辞。

三年丁忧结束，朝廷召入授官，朱熹以“禄不及养”（薪水不够养活家人），辞。乾道九年，宰相梁克家推荐朱熹出任枢密院编修官，又辞。梁克家上奏宋孝宗说，朱熹屡召不起，淡薄权位，应予褒奖。宋孝宗说：“朱熹安贫乐道，谦让可嘉。”为褒奖朱熹，特授他既轻松又有俸禄的祠官：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怕别人闲话“求退得进”，于心不安，再次推辞。直到淳熙元年（1174），才勉强接受。不久，宋孝宗又拟提拔朱熹为秘书郎，朱熹力辞，并自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闲职，归乡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去了。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任命朱熹为南康军任知军，为了使他能够接受此任，宋孝宗特降旨，让他“便道之官”，意思是让他不用入朝谢恩，由家直接赴任。朱熹又辞。这次，宋孝宗铁了心要看看朱熹理论之外的实干才能，故尽管朱熹以身体有病为由，四上《免知南康军状》，反复推辞，但依然未得到宋孝宗的许可。朱熹无法，只得接受。

对于政事，朱熹要么不接受，一旦接受任务，就会尽心竭力。当时南康军属江南东路，背倚庐山，面朝鄱阳湖，下辖星子、都昌、建昌三县，治所置星子县，素有“西江锁钥”之称。南康军固然位置重要，然而军内土地贫瘠，人丁稀少，为改变穷乡面貌，朱熹政教俱下，标本兼治，做了许多实事和好事。

朱熹赴任后，正值南康久旱无雨，农田绝收，灾情严重，为使天灾不演变成人祸，救老百姓于水火，他将“荒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措施，多管齐下进行救助。他下令，丁钱、和买（政府春季贷款给农民，夏秋时令农民以绢偿还）、役法诸事，凡有不利于老百姓生活的，悉数调整或革除。为了筹集救灾粮钱，朱熹力劝部分南康富户捐出救灾粮食近两万石，老百姓终于安然度过了灾年。为了感谢富户们雪中送炭，他曾多次请求朝廷表彰奖赏这些“纳粟人”。

朱熹在知南康军期间，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重建了星子县境内位于庐山的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当时号庐山国学，宋初在此建立书院，后毁于兵火。当时，官学的偏向功利化，士子以利禄为志趣、以沽钓为手段，读书只为“稻粱谋”，与儒学当初所提倡的追求学问、探索知识、完善自我的初衷相背离，以致儒学凋零，人心不古，这让朱熹痛心疾首。为此，他立志继承儒学、改革儒学、复兴儒学。他看到白鹿洞书院破败不堪，遂向朝廷奏请重建书院，希望书院建成后，成为当时读书人真正可以认真讨论学问、发展和传承儒学的精神殿堂。得到朝廷许可后，他随即全身心投入到了书院的重建工作中去了。

朱熹一是筹集了重建书院的专款；二是为书院购置了田产，当作书院运转的资费来源；三是向各地广泛征集书籍，作为书院藏书；四是延聘教师，除自己讲学外，还聘请名师前来授课；五是制学规、定课程，撰写《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教育方针和生员守则。书院建成后，广大学子纷纷奔赴庐山，朱熹的教育思想逐渐发扬光大，而白鹿洞书院，也开始跻身“中国四大书院”，名重一时。

四、履职浙东，全力救灾

淳熙八年（1181），全国大旱，老百姓处于水火之中，宋孝宗下旨让监司、郡守条陈民间利弊。朱熹上疏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并历数宋孝宗远贤臣、近小人导致号令不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权臣之手的弊政，宋孝宗阅后大怒。时任宰相的赵雄向宋孝宗建言说：“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意思是说朱熹好名，皇帝越是批评和嫌弃他，他在士大夫间的声誉反而越高，不如适当提拔重用，以职务和政事困住他，使他无暇说三道四，这样，既能用其所长，又能让其闭嘴。宋孝宗听后，深以这种“升官封嘴”的办法为然，随即重用朱熹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不久，又以在南康救灾有功，升任直秘阁，朱熹皆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为由，力辞不就。

淳熙八年（1181），宰相王淮推荐朱熹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收到朝廷任命，朱熹“即日单车就道”，火速赴任。朱熹平时有官就辞，这次为何立刻接受，而且火速赴任呢？因为，当时浙东七州四十余县久旱不雨，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农田龟裂，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廷鉴于朱熹救灾经验丰富，故将他调往浙东，以解燃眉之急。

朱熹到任后，经过调研，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一是下拨米钱赈济灾民。他先后申奏朝廷拨米一十四万七千石，钱九万贯，又从衙州、婺州调拨义仓钱、明州义仓米救灾。二是请求朝廷减免或缓收灾区夏税、秋苗丁钱。三是向朝廷争取政策，推赏那些救灾的富户。四是打击贪官，惩办恶霸和救灾不力者。通过这些举措，有效地缓解了灾情给老百姓带来的损伤，颇见成效。

后来，有不待见朱熹的同僚说他“疏于为政”，宋孝宗却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这是宋孝宗对朱熹难得的一次好评。浙东事毕，朱熹又一次辞官而归。

五、得罪权贵，抑郁而终

淳熙十四年（1187），宰相周必大推荐朱熹出任提点江西刑狱公事，他以疾辞，朝廷不许，只得赴任。他在入京奏事时曾向宋孝宗说了一番非常耿直的话语，他说：“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接着反复分析宋孝宗在位期间的因循苟且、治国无效的根源，并提出改变现状、振兴国家的建议。可以说，南宋大臣之中，无一人讲话比朱熹更耿直，他的话常人都无法接受，何况平时优越惯了的皇帝呢？

然而，听完朱熹的话后，宋孝宗竟然反常地没有发怒，只是淡淡地说：“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意思是你不是老辞官吗？以后朝廷就顺从了你，投闲置散，不再以政事为烦。宋孝宗对朱熹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宋孝宗对朱熹开始不冷不热，但朱熹却从不挂心，辞官照辞，建议照提，而且语气依旧。不久，他又以口说未尽，向宋孝宗上疏，建议宋孝宗目前处理好六大要务，分别是：“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疏入，依旧石沉大海。朱熹上书不久的淳熙十六年（1189），倦于朝政的宋孝宗，禅位于儿子赵惇（宋光宗），自己当上太上皇，一边悠哉游哉去了。

无论是宋光宗一朝，还是后来继位的宋宁宗一朝，朱熹依然故我，凡有委任，少有拜命，辞、力辞、又辞、再辞、辞不拜等官语，成了他回复朝廷的口头禅。不过，这并非朱熹无能，他对于朝廷任用，要么不接受，接受了必然干得风生水起。朱熹就是这样，虽长时在野，却心怀国家，对皇帝提意见和建议也是家常便饭，俨然以帝王师自居。而且，所讲所系皆是国家民族的大事，无一丝富贵之图、权位之恋。

然而，朱熹在读书人之间的影响，到底吓坏了当政者。庆元二年（1196），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以此掀起了一场对朱熹和理学的清算，斥理学为“伪学”，朱熹为“伪学魁首”，朱子门人流放、坐牢者甚众，史称“庆元党禁”。庆元六年（1200）春，朱熹在忧愤中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朱熹入仕较早，在南宋官场沉浮进出五十年，但真正任职从政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断断续续二十七年左右，而且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基层任职，其余的日子一直以各种理由辞官。他之所以屡屡辞官，既非所谓“求退得进”，更非沽名钓誉，这源于他对南宋朝廷因循苟且、屈辱忍让、一隅偏安的深深失望。于是，他另辟蹊径，集中精力著书育人，他希望潜心改造儒学，通过改造的儒学来改造时代的精神和心灵，继而改造世界，他的理想高尚而远大，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