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的正确写法（英语日期的正确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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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近，我们看了一些古代墓志，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有的墓志它上面记载的时间是按格式“年月日”写的。例如唐朝《张义墓志》，它记载的时间信息是“贞观十八年正月卅日”。即其时间格式是“年-月-日”——年是贞观十八年；月是正月；日是三十日。可是，同样属于唐贞观十八年的《王仁则墓志》、《王怀文墓志》和《王德备墓志》，它仨记载的时间信息是“贞观十八年，岁次甲辰，二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可见其时间格式是“年-岁-月-日”——年序是贞观十八年；岁序是甲辰之岁；月序是二月；日序是五日。请问为什么后面三方墓志的时间格式与前一方墓志的时间格式不同而简繁有别？

【答】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据我所知，现代中国历史考古学界还没有人提问和回答过这个问题。

上面四方墓志记载的年代“贞观十八年”是“帝王年号纪年法”的记录。“帝王年号纪年法”是从BC140汉武帝建元元年启用的一种纪年法，它一直沿用到AD1911清朝溥仪为止。“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从AD627启用，到AD649截止。

“帝王年号纪年法”，以及在它之前使用的“帝王在位年次纪年法”，都是用来作为某一个王朝史内的时间坐标。

接着讲“岁次甲辰”。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明确一个概念——“华夏总王朝史”。

“华夏总王朝史”是指从天元之年（天皇元年）到公元1911年的这一段“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系列正统王朝构成的“王朝序贯史”。

“华夏总王朝史”上的时间坐标是用“从天元之年（天皇元年）至某年的顺数年数”来表示的。例如，西汉学者刘歆计算得出：从天元之年到成汤克夏之年是141480年，到周武王克商之年是142109年。意思就是：在华夏总王朝史上，把天皇元年作为坐标横轴上的原点(标记为“0”)的话，那么，克夏年的坐标就是“141480”；“克商年”的坐标则是“142109”。也就是，从天元之年到克夏之年的顺数年数为141480年，到克商之年的顺数年数为142109年。

但是，由于华夏王朝历史过于悠久，对于天元之年（天皇元年），人们已经不记得（而成为数学上的未知数。前述刘歆的计算不是正确计算，不算数），那么只好以最近还记得的“岁次干支”的时间信息来代替“天元至某年的顺数年数”，以作为跨王朝的时间坐标——这就是“贞观十八年，岁次甲辰”中的“岁次甲辰”的意义。换句话说，附加在“贞观十八年”之后的“岁次甲辰”是从天元之年（天皇元年）按六十干支进行世世代代的接力排序，排到贞观十八年的年干支，正好是“甲辰”（人们可以记得近几年的年干支排序情况，但对天元至今年一共排序过多少轮次的六十干支，则已经搞不清楚了）。

“岁次甲辰”是夏人纪年法。这是因为天皇在种族上讲是夏人（Y-DNA类型是O1a1-P203，种族图腾是龙蛇，王室图腾是飞廉-凤皇，其母语和官方语言是古越语，首都是良渚古城。天皇的历法是寅正的夏历（古越语版）。在BC2109，大禹受禅登基，他的Y-DNA类型也是O1a1-P203。他的母语是古越语，但他的官方语言是汉语。大禹首都就是今天在山西临汾襄汾发现的陶寺大城。大禹的历法是汉语版寅正夏历）。夏人使用的干支不是汉语干支，而是古越语干支。（汉语干支是黄帝的老师大挠创作的。而明清文献如明朝的《三命通会》和清朝的《开辟演绎》都记载说天皇首创干支，其干支是“阏逢”、“旃蒙”、“柔兆”……“困敦”、“赤奋若”、“摄提格”……等非汉语干支）。即古越语是我国“夏历”的原初版本用语，古越语干支是我国“夏历”的原初版本历法术语。古越语干支尚可以在历史时期墓志中看到——例如元朝至治三年（AD1323）刻立的《石氏先茔之志》，上面记录的时间信息是“岁在昭阳大渊献，秋八月辛酉口一日庚申”，其中的“昭阳大渊献”就是三皇古越语干支，它翻译成汉语干支就是“癸亥”（这里再补提一句：古越语干支也可见于《尔雅》、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传世古文献）。

要特别说明一点：“岁次干支”（或“岁在干支”）是岁星十二次纪年法的改进版本。即原本理论上可以使用岁星十二次纪年法记录跨王朝的王年，即可以用“岁在星纪”-“岁在玄枵”-“岁在娵訾”-“岁在降娄”-“岁在大梁”-“岁在实沈”-“岁在鹑首”-“岁在鹑火”-“岁在鹑尾”-“岁在寿星”-“岁在大火”-“岁在析木”这套岁名周而复始地滚动纪年。但因为岁星运动存在“逆行”现象，不太规则，而且岁星大周天运动也不是正好12年，而是11.86年，所以，时间长了，会出现所谓的“超辰”现象，于是就改为“太岁纪年法”纪年，就是假设有一个“太岁”，它能规则地运动，一个大周天运动正好用时12年。那么“太岁纪年法”的具体表达就是“岁在甲子”-“岁在乙丑”-“岁在丙寅”-“岁在丁卯”……。上面墓志中提到的“岁在甲辰”（“岁次甲辰”）就是太岁纪年法的一个表述。

讲完了“岁次甲辰”，我再讲“二月乙巳朔，五日己酉”。

墓志中的“二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其实就是“二月五日”的意思。但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二月五日”说成啰哩啰嗦的“二月乙巳朔，五日己酉”？这个问题既牵扯到王室权威，又牵扯到古代传统。需要分为二个要点来讲：

1.“牵扯到王室权威”问题。我们知道，华夏王朝的统治权威主要体现为它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制定和推行一部“皇历”——帝王有权颁布“正朔”。华夷之分，主要区别在于一个人群（氏族、族群、民族）是否“秉正朔”。“秉持正朔”的民族就是华夏民族。“不秉正朔”的民族就是蛮夷民族。在华夏王朝统治地区，帝王会在每年季冬把明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这叫“告朔”（也就是把明年十二个朔日干支公布给社会）。这十二个朔日干支具有权威性，必须全体一致遵守。所以，只要是华夏族居住的地区，人们书写文书时，都要突出注写“朔日干支”，以示对于王权的尊重。这种书写朔日的习惯，就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而野蛮民族是不会书写朔日的。当然，有些华夏族墓志不书写朔日，这种墓主有可能是底层没文化的人，或者新归化华夏的蛮夷人。凡是体面人文明人有身份的华夏人，一定会书写朔日干支。

2.“牵扯到古代传统”问题。前面，我已经讲过，东亚大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第一个创建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就是夏族（按“斗柄南指，天下皆夏”的方位与季节搭配法，“夏族”就是“南方民族”，“夏人”就是“南方人”），也就是良渚古族，就是良渚人，就是古越族。那么，古越族数日子的习惯是“连头带尾拢共地数”——这种数法叫“越（几日）”。比方，对于上举墓志案例中的“二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古越族计数（顺数）日子的方法是“二月乙巳朔，越五日己酉”——即在“二月乙巳朔，五日己酉”中加了一个“越”字在“五日”之前，那么其计数日子的方法就是把“朔日”作为开始日，说出其干支；接着顺数五日，最后把第五日作为结束日，说出其干支。即第一日朔日干支为乙巳，顺数第二日干支为丙午，顺数第三日干支为丁未，顺数第四日干支为戊申，顺数第五日干支为己酉。这就得到了“五日己酉”（把它作为目的日，例如作为下葬日）。

当然，上面墓志案例中“五”字前面没有写“越”。这是漏写的缘故。墓志常见非标准写法。不过，上面三位王姓死者的墓志大致书写得还算体面。它仨之所以要避简就繁地书写时间（即避开“二月五日”这种简洁表达法，偏要选择繁琐的“二月乙巳朔，(越)五日己酉”），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表示尊重华夏文化传统——尊重三皇时代的正统时间信息表示法，以彰显墓主的正统思想意识和历史文化优越感。至于“二月五日”，则属于没文化人的时间说法。

墓志中的“岁次甲辰”这种相对于“贞观十八年”而言显得“多余”的年份表示，其必要性仅仅在于：彰显本朝是正统王朝，因为本朝的王权系传承自天皇，所以本朝除了自有“贞观”之类的年号纪年法来标记历史坐标，还有传承自天皇的“岁在甲辰”这种历史悠久的太岁纪年法来标记历史坐标，以显示本朝位列正统王朝序贯之中。而私人墓葬沿用朝廷使用的太岁纪年法“岁次甲辰”，则是表示墓主系皇朝臣民，自有其个人荣誉感。假若墓主并不珍惜其作为“皇民”的荣誉感，则可以选择不书写“岁次甲辰”，而只写“贞观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