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具有哪些特征（什么是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具有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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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作者：何星亮

摘要：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大、最重要且文化内涵丰富的节日。春节或中国年具有兼融性、科学性和非宗教性等特点。春节在传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寓教于乐、调节身心健康、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春节；元旦；中国传统节日；节日文化；文化功能；文化对比；文化传承
　　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大、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是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节日。它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情趣于一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的春节（元旦）与其他国家的元旦有什么不同？春节文化活动（包括元宵节）有什么功能？本文主要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春节的特点

　　春节古称“元旦”、“元日”、“岁首”、“新年”等，俗称年初一。民国时期改用公历，1月1日称为元旦，把夏历的正月初一叫春节。现在被称为“夏历”的传统历法，是辛亥革命后使用西历时，因传统历法的元旦与夏历相同，故称之为“夏历”。其实使用了二千多年的传统历法，主要是在汉代制定的太初历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所以应该称之为“汉历”。
　　中国年或春节与其他国家新年有什么区别？从历法的角度来看，中国年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兼融性。
　　兼容性或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与兼容性密不可分。中华文明的这一特性也表现在春节上。春节是中国夏历（农历）的元旦，夏历与欧美公历不同，是全面反映日、月、天、地的运动节律的历法。
　　众所周知，各国或各民族的元旦或岁首的不同取决于历法的差异。目前世界上有三种历法，一是太阳历，二是太阴历，三是阴阳历。
　　太阳历或称阳历，它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其中年的天数平均约等于回归年的天数，月的日数和年的月数则人为规定。太阳历有多种，一是12月太阳历，如现在世界通用的公历。二是18个月太阳历，玛雅太阳历一年有18个月，每个月20天，另有5天禁忌日（不吉利的日子），这样一年为365天。三是十月太阳历，如彝族太阳历将一年分为10个月。每月以鼠日为一个月的开头，12属相循环3次，在猪日终结为月末，每月36天。一年360天，剩下五或六天为过年日，不计算在10个月之内。
　　太阴历或称阴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基础而制订的历法，即以朔望月作为确定历月的基础。如伊斯兰历法，又称回历，它纯粹以朔望月为历法的基本单位，奇数的月为30日，偶数的月为29日，12个月为一年，闰年在12月底增加一日。其最大的特点是不置闰月。回历年比公历年约少11日，因之岁首逐年提早。因此，重要节日可能在太阳历的不同季节，或在秋冬，也可能在春夏，随着时间的流转，任何一个月都会轮到，每一个人一生都有可能体会不同季节的封斋和过节的不同感受，这就是伊斯兰教历的绝妙之处。
　　阴阳历是兼顾太阳、月亮运行规律与地球关系的一种历法。阴阳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为1个月，但设置闰月，使得一年的平均天数与回归年的天数基本相符，因此这种历法既与月相相符，也与地球绕太阳周期运动相符合。中国的夏历（农历）是一种典型的阴阳历，是一种“阴月阳年”式的历法。它既能使每个年份基本符合季节变化，又使每个月份的日期与月相对应。它的缺点是历年长度相差过大，制历复杂，不便于记忆。
　　太阳历只考虑太阳的运行规律，不考虑月亮的运行规律；而太阴历正好相反，只考虑月亮的运行规律。两者都具有单一性、排他性的特点。唯有中国的阴阳历，既考虑太阳的运行规律，也考虑月亮的运行规律，是阴阳兼顾、日月融和的历法。可见，不走极端的“中庸”之道也表现在历法上。

　　（二）科学性。　　阴阳历既考虑太阳的运行规律，也考虑月亮的运行规律。不过，选择哪一月为岁首，各个时期和各地区并不是固定的。在先秦时代，中国元旦分别在不同的月份。史籍记载有夏正、商正、周正三正说，是指三种不同岁首的历法“正”是指正月。《史记·历书第四》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左传》卷一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其意为：大火星黄昏中天时，夏历为三月，商历为四月，周历为五月。可见三种历法的正月是在不同的时节。古代所谓建寅、建丑、建子，也就是说，夏正以寅（虎）月为岁首，即今夏历正月；商正以丑（牛）月为岁首，即今夏历十二月；周正以包含冬至在内的子（鼠）月为岁首，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有些史学家认为，三正说“可能是战国时期整齐化的结果，其实春秋以前还不存在这整齐的三正递嬗的事实。”［1］有些学者则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尚无统一的历法，岁首各不相同，“周王室与其同姓的诸侯国，以包含冬至的月份为岁首，叫‘周正’……”［2］有些科学史专家则认为，所谓夏、殷、周三种历法，实际是春秋时代夏、殷、周三个民族地区的历法，而不是三个王朝的历法。　　以立春前后过元旦是最科学的。许多实行太阳历的民族，一般都以冬至作为新年的开始，而夏至则是夏天的新年。例如古代的欧洲民族，在冬至和夏至都要举行篝火会，也就是举行祭祀太阳神的火祭。圣诞节在冬至（12月22日或21日）日的后三天。学术界普遍认为，圣诞节原是祭祀太阳的节日，同时也是过新年的开始。英国著名学者弗雷泽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圣诞节就是基督教会制订出来代替古老的异教的太阳诞生节的，人们显然认为太阳在这一年的最短的一天复生”［3］［①］。使用十月太阳历的彝族，历史上一年中要过两次年，大年在每年夏至日，小年在冬至日。所以，古代人们认为冬至是太阳死亡和复生的关键日子。玛雅人所预言的“世界末日”12月21日也是冬至日，它不是世界末日，仅仅是玛雅历法中大轮回周期的终结，它既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是新的大轮回周期的开始。因此，从季节来看，以冬至节气作为一年的开始和元旦，显然是不科学的。　　中国的夏历春节通常在立春前后10天之内。春节古有“三朝”、“三始”和“三元”之机“三朝”即“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②］；“三元”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③］“三始”［④］即正月一日子时是一年的开端，一月的开端，一日的开端。无论是三朝、三始还是三元，其意即正月初一子时是新年的开端，新季节的开端，新月份的开端，新的一天的开端。所以无论从日（阳）、月（阴）来看，还是从天（阳）、地（阴）来说，春节都是最为名副其实的一年的开端，因此，汉代以后的中国人选择元旦的方法最为科学。　　目前使用的夏历以正月初一子正（0点）时刻为新的一年的开始时刻。但在先秦时代，三代各不相同，夏代以平旦（寅时：3点至5点）为一天的开始，商代以鸡鸣时（丑时：1点至3点）为一天的开始，周代以夜半（子时，23点至1点）为一天的开始。此后主要沿用周代的日始概念，以子时为准。新年来临被称为“交子时”，所以，古人是把除夕夜的子时刚刚到来的子初（即23点）时刻作为新年的开始时刻。直至实行公历以后，以0点为一天的开始，所以，人们通常在0点开始放鞭炮庆祝新年的到来。　　从气候来看，欧美国家把新的一年元旦选在冬至期间，只考虑太阳而不顾气候及天地万物，也是不科学的方法。众所周知，冬至期间是全年白天最短的一天，同时也是最冷的时期。许多地区冰天雪地，寒气袭人，既不适合人类生活和生产，也不适合人们举行庆贺新年的各种活动。中国的春节不仅是一年四季的开端，同时气候也最适合人们过年。立春前后，一元复始，大地回春，万象更新，春花灿烂，芳草如茵。人们心情愉快，生活舒适，十分适合举行各种庆贺新年的活动。　　总的来说，春节选在立春前后，是十分科学的方法，是古代中国人综合性思维的体现，是智慧的选择，它既考虑季节与气候，也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时间的选择上看，它比欧美国家的过圣诞节和过新年的时间好得多，是最适合人类过新年的时间点。　　（三）非宗教性。　　春节作为中国的第一大节，与其他国家的第一大节的性质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节都与宗教有关，如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把圣诞节奉为最大节日，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大多都把古尔邦节（宰牲节）作为最大的节日，相当于过年。而中国人的春节是非宗教性的节日，是一个反映太阳月亮运动规律的自然节日。把非宗教性的节日作为第一大节，体现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反映了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核心价值的独特性。由于春节具有非宗教性的特征，任何民族和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可以过春节，因此，有利于使春节走向世界，使春节不仅成为中国人喜爱的节日，也可以成为“洋人”喜欢的节日。

　　二、春节的文化功能

　　春节在传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传承的功能。　　春节文化是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积淀，是民族智慧、价值和思想的浓缩。它集中体现和展示中华民族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表达着对美好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追求与向往。春节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承载与传递着传统。人们利用春节定期进行传统文化的实践与教育，使中华文明通过春节文化活动得以世代相传。　　春节具有践行和传承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功能。中国人过春节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远古到今天，人们并不是固守传统习俗，而是不断变革传统习俗，但“团圆”、“尽孝”作为春节的基本理念之一却始终保持不变。过年是以家庭为单位举行的。回家过年、全家团聚、事亲尽孝，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古往今来，远离家乡的人们也要千里迢迢回家过春节。除夕是团圆之夜，也是中国人难解的一个团圆心结。除夕的晚饭俗称团圆饭，要求全体家庭成员都在场。如果有家人远在异地无法赶回，则空一个座位给他。团圆是体现中国人生活幸福的最基本要素之一。此外，守岁、拜年、祭祖等春节习俗，不仅为践行传统的伦理道德提供了活动的环境，而且也为传承传统的伦理道德提供了条件，使传统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⑤］的伦理道德得以代代相传。　　拜年是传承孝道和其他优秀传统的重要方式，向长辈尽孝道，向平辈示亲情，向晚辈表爱心，是大家过春节的重要目的之一。即使平时不怎么孝敬老人的晚辈，春节期间也要向父母、公婆等老人庄重地行礼。使尊老爱幼的价值观得以弘扬和光大。不但在亲人之间，包括平时有些隔阂、矛盾的邻居或同事之间，也会通过相互拜年而化解矛盾。　　我国拜年习俗源流久远，先秦礼仪中的“朝正”即诸侯、百官向天子拜年。周代每逢新年，诸侯要向周天子“朝正”，即朝贺新年。《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孔颖达注释：四方诸侯会聚一堂，向周天子朝贺新年。天子安排乐舞招待他们。诸侯们赋诗言志，将天子比作太阳加以颂扬，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诸侯国内也举行类似活动。《论语·乡党》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杨伯峻《论语译注》翻译为：“正月初一，一定穿着上朝的礼服去朝贺。”［4］《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每岁首正月，为大朝，（天子）受贺。……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清代朝正之礼提前到腊月三十日进行。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除夕》记载：“京师谓除夕为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升殿受贺，庶僚叩谒本管，谓之拜官年。”朝正之礼可以强化上下尊卑的关系。这对于加强君臣关系、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都有作用。　　“团拜”一词最早大约出现于宋代。《朱子语类》卷九十一《杂仪》云：“团拜须打圈拜，若分行相对，则有拜不着处。”到了明清时期，团拜特指各地同乡同年官僚于正月间举行的聚会庆贺活动。清人艺兰主在《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当代政府机关和单位之中的春节团拜活动与古代团拜非常近似。团拜有利于增强和改善同事之间的联系。柳亚子《民主党派举行团拜典礼》诗：“从容揖让礼文优，团拜应为团结谋。”　　寄贺年片的习俗也源流久远。由于古代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费时又费力，因此，部分路途遥远且关系不大密切的亲朋一般不亲自前往拜年，而是派人持类似于当代的名片代替拜年。这种名片东汉时称为“刺”，即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故名片又称“名刺”。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送剌》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剌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古代的名刺一般视为中国贺年片的起源。　　相互拜年和贺年是体现亲情情结和乡土情结的方式之一。而亲情情结和乡土情结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在中国，离开了亲情情结和乡土情结，爱国主义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亲情情结和乡土情结基础上形成的爱国主义，是凝聚十几亿中华儿女的强大的精神粘合剂。　　此外，春节具有传承传统艺术的功能，例如春节写春联、贴春联、挂年画、贴“福”字，以及节日期间的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活动，集中体现了传统的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表演艺术，年轻一代通过这些活动，在耳濡目染和亲身参与中理解、认同和接受传统，并使绘画艺术、书法艺术和表演艺术传统得以传承和提升。因此，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春节文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把这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二）教育的功能。　　春节的教育功能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中华文化以培养明礼、尽孝、重义、守信的人为基本目的。春节期间的事亲尽孝、兄友弟恭、尊老爱幼的习俗和各种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教育每一个中国人应具有传统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使之成为具有“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人。　　其次，春节具有学习、继承和弘扬祖先优秀品德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每家每户贴古春联，各姓氏的古春联不同，其内容和涵义大多是激励后辈继承本姓先辈优秀道德风尚或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等精神。如杨姓的通用对联有“三公世泽，四知家声”。全联典指东汉丞相杨震，位列三公，“四知”是指杨震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拒贿之廉名。据《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提拔的一位县令，为感谢杨震，晚上抱着金子到杨府，杨震拒受，该县令说：晚上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拒不受礼。杨震“四知”家风代代传承，成为历代杨姓学习的榜样。其他各姓也一样，如何姓传统古对联有“庐江世德，东海家声”、“人物东西晋，声名大小山”等，各有典故；李姓有“太白遗风，诗酒流芳”、“西陇望族，北海名流”等，亦有出典。各姓氏子孙通过每年春节期间张贴传统春联，把先辈作为学习的榜样。老年人通常在春节期间给青少年讲述春联的意义，教诫晚辈继承先辈的优良品德，起到世代传承先辈优秀道德风俗的作用。　　广东客家每个大房屋（多为围龙屋、半围龙屋或方形屋）都有屋名，大门的对联有的是根据各姓的堂联，有的是上下联多根据屋名和本姓的郡望堂号联成，我们的祖屋：庆祖围的对联是“庆承学海”（堂号），“祖衍庐江”（郡望）。较晚的大房屋的对联大多是以联屋名而成对联，如蘭園：“蘭开上苑，園占中华”（笔者家屋的春联）；锦星围：“锦呈五色，星耀三台”；联萼围：“联枝并茂，萼蒂生辉”；俊能围：“俊英齐美，能哲光宗”；崇丰第：“崇高在德，丰富惟文”。　　春节的一些习俗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如广东佛山大年三十有所谓“卖懒”习俗。团圆饭后，各家家长自率儿女结成或大或小的队伍，提着灯笼沿街巡游，口唱《卖懒歌》：“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吃不唔（不）懒”。有的地区纸包饭团，弃于路旁，寓意摒弃懒惰，激励勤奋向上。　　（三）娱乐的功能。　　春节既是合家团圆、祈求平安的节日，也是休息娱乐、调节身心的节日。人们在不同行业中奋斗了整整一年，学习、工作十分紧张，有许多人甚至产生某种心理压抑。如果紧张的情绪得不到放松，压抑的心理得不到正常的发泄，就可能产生某种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甚至酿成严重的心理变态或人格分裂。　　在节日期间，热闹非凡，人人尽兴而乐，通过参与或欣赏放鞭炮、烟花、舞龙灯、舞狮子、踩高跷、逛庙会等，以及通过看春节联欢晚会和亲身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可以使人在心理上、精神上得到充分的放松，起到愉悦心灵、消除生理紧张和肉体疲劳的功能，可以缓解平时身体上的疲劳和精神上的压抑，使人的身心愉快，心情舒畅，使身体和精神都得到极大的满足。　　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狂欢节。在古代，春节期间的元宵节具有西方狂欢节的基本特征：　　一是全民同欢。隋朝元宵节通宵达旦，尽情欢乐，热闹非常。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元宵庆典甚为隆重，处处张灯结彩，日夜歌舞奏乐，表演者达三万余众，奏乐者达一万八千多人，戏台有八里之长，游玩观灯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唐代的元宵节更是盛况空前，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685—762年）时的开元盛世，长安城内，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此外，皇帝还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沿至宋朝，张灯由3夜延长至5夜，灯彩以外还放焰火，表演各种杂耍，情景更加热闹。《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逢灯节，开封府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大街小巷、茶坊酒肆灯烛齐燃，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百里灯火不绝。　　二是没有等级、尊卑之别。元宵节期间，一切平常的规范均不存在，君民同乐，君臣同欢，臣民同庆，万众狂欢。古代有不少关于皇帝和大臣描写元宵节的诗文。如梁简文帝萧纲曾写过一篇《列灯赋》，隋炀帝也写有关于元宵的诗。这说明他们与百姓同乐。另外，传说明成祖朱棣于某年元宵节穿便服出游，遇一秀才，谈得颇为投机。朱棣出上联试他才情，联云：“灯明月明，灯月长明，大明一统。”那秀才立即对出下联：“君乐民乐，君民同乐，永乐万年。”“永乐”是明成祖年号，朱棣大喜。另据传说，乾隆皇帝带着一群文武大臣，兴致勃勃前去观看灯会。左看各种灯笼五颜六色，美不胜收；右瞧各种灯笼别致风趣，耐人寻味。看到高兴时，乾隆皇帝陪他的大臣们也出谜联，让大家猜一猜。　　三是没有女性禁忌。平常男女之间有许多规范和禁忌，尤其是未婚少女，一般不得外出抛头露面，婚姻由父母包办，不得自作主张和自由恋爱，已婚妇女也有种种忌讳，但元宵节期间却是例外。历代诗词中，就有不少诗篇借元宵抒发爱慕之情。北宋欧阳修有诗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些诗句说明约会有情人在元宵夜是十分普遍的。南宋辛弃疾有词云：“众里寻它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描述元宵夜在人山人海中寻找有情人的情境。此外，元宵灯会在封建的传统社会中，也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元宵期间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己物色对象。唐伯虎曾赋诗盛赞元宵节：“有灯无月不误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似银。满街珠翠游春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诗中特别提到游春女，说明女子都在元宵节出来赏灯。传统戏曲中的人物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相遇而一见钟情，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春灯谜》中宇文彦和影娘在元宵订情。所以说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

　　四是以反常行为为荣。“偷盗”在传统社会中被认为是耻辱和违法的行为，偷盗者不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还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在元宵节期间却相反，不知为耻，反以为荣。如广东省文昌县民元宵夜偷青习俗，偷中的以挨骂为吉祥之兆，偷不中者则以不挨骂为吉兆。四川元宵节有“四偷”的习俗：“一偷汤圆二偷青，三偷檐灯四偷红。”贵州省黄平一带的苗族则有偷菜节，元宵节这天，姑娘们便成群结队去偷别人家的菜，严禁偷本家族的，也不能偷同性朋友家的，因为偷菜与她们的婚姻大事有关。所偷的菜仅限白菜，数量够大家吃一顿即可。偷菜不怕被发现，被偷的人家并不责怪。大家把偷来的菜集中在一起，做白菜宴。据说谁吃得最多，谁能早得意中人，同时所养的蚕最壮，吐出的丝也最好最多。　　吵架、对骂一般也视为不文明的行为，但在元宵节则反以对骂为荣。四川开县元宵节期间旧有“对骂”的习俗。节日期间，人们搬板凳到户外去，将平日之怨气，尽皆骂出，被骂之人不得回骂。　　五是不行宵禁。如唐代是实行宵禁的，夜晚禁鼓一响就禁止出行，犯夜要受处罚；唯独在上元节，皇帝特许开禁3天，称为“放夜”。节日期间与日常生活完全相反的各种习俗，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狂欢节或重要仪式的特点相似。所以，古代的元宵节可说是中国的狂欢节。　　英国人类学家特纳称许多民族仪式的反常行为为“反结构”。在他看来，正常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有阶层、地位、贫富等差别的体制，体现等级制度、剥削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反结构”则是没有等级之分、贫富之别、男女之别的时空，而许多重要仪式都属于这种时空。仪式上反结构（反常）行为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不满和发泄情绪。　　（四）凝聚的功能。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标志和象征，是民族凝聚的纽带，文化认同的根基，情感联系的桥梁。普天同庆的节日，是萌发和强化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特有形式。春节作为文化符号，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和文化血脉，成为中华民族认同标志和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春节期间的各种祭祀、娱乐和拜年活动等，具有加强亲属和非亲属的关系，增强民族认同感，强化亲情、族情、国情的重要作用。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春节是他们与国人共享的传统节日，是继承和传播民族文化、维系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春节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起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节日期间，不分地位高低，不分富贵贫贱，不分年龄大小，君民同乐，君臣同欢，臣民同庆，万众狂欢，亲属互访，朋友相会，邻里相贺，可以消除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怨气，可以缓解阶级冲突、贫富矛盾，促进不同阶层的和谐，以保障社会的稳定。　　由于春节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情感内涵，使人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或中华民族实体的存在，使人能够鲜明地认识到自己的民族归属和国家归属，因而产生强烈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千百年来，无论海内还是海外，春节文化广泛吸引近10多亿中华儿女广泛参与和共享。海外华人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仍牢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每年通过亲身参与春节的各种活动，重新确证自己是一个文化上的中国人。世界各地举行的春节民俗活动，为海外华人重新确认中国人身份和认同中华文化提供了条件和环境，从而加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参考文献:　　［1］杨尚奎．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序［M］//刘尧汉，卢央．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16－20．　　［2］徐传武．中国古代天文历法［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32．　　［3］詹·乔·弗雷泽．金枝：下［M］．徐育新，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909－912．　　注释：　　［①］不过，欧洲民族夏至和冬至均举行簧火节，与中国不同。　　［②］参见《汉书·孔光传》颜师古注；（宋）杨侃辑《两汉博闻》卷七引如淳注；（宋）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引如淳注。　　［③］参见（宋）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引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明）陈耀文撰《天中记》卷四引《汉书》注；（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卷八引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　　［④］《汉书·鲍宣》传“今日蚀于三始，诚可畏也。”　　［⑤］参见《礼记·礼运》。

　　（本文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