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美男（民国四大美男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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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在短短的16年岁月里，政局风云变幻，国务总理更迭频繁。先后有31人担任过国务总理。其中：有人尽皆知的唐绍仪、徐世昌、段祺瑞等；也有为人鲜知的龚心湛、贾德耀、胡惟德等。他们任期长短不一，长者仅仅一年多，短者数月，更有甚者，短短几天而已，如昙花一现（最短的朱启钤只干了两天，最多的是段祺瑞曾四任总理）。

顾维钧（1888年－1985年），字少川，今上海市嘉定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他被认为是民国第一外交家，他在巴黎和会上怒斥日本一战成名；在北洋政府内官职屹立不倒；国民政府时期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他即帅气又有才气，号称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风度儒雅。一生结婚四次，分别代表着父命、权势，富贵和真爱。退休后67岁还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一干就是十一年，后以九十八岁高龄病逝于美国纽约。

任职时间：1924.7.2——1924.9.14（代理） 1926.10.5——1927.6.16

（接上期）

五 投奔袁世凯 二婚娶唐宝玥

1912年4月，顾维钧抵达北京。经唐绍仪推举，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

6月底，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用人不合而辞职，顾维钧照例与其共进退，辞职准备返回上海。但袁世凯仍召顾维钧回总统府任秘书。经唐绍仪劝说，又得到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举荐，顾维钧担任外交部秘书处秘书，兼总统府英文秘书。

此时的顾维钧只有二十四岁，少年翩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五女唐宝玥。

唐宝玥性格活泼开朗，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她对英俊帅气、才华横溢的顾维钧一见钟情。

顾维钧受命回国后，因公务一直没有时间回上海探望父母。他准备返沪探亲时，唐宝玥也向父母提出了到上海看望姑母的想法。

顾维钧、唐宝玥与大儿子

于是，两人便结伴同行，到了上海，两人朝朝暮暮，频频相约，很快便坠入了爱河。唐绍仪自然没有意见，顾家父母已谅解儿子离婚的苦衷，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便水到渠成了。

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趣事，原来唐宝玥的父亲唐绍仪“老树发新芽”，也准备迎娶第四房太太——南开校花、香港太古洋行买办之女吴维翘。

于是，1913年6月2日，在上海虹口花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新式婚礼，已经五十一岁的唐绍仪迎娶了比自己小二十几岁的吴维翘。

第二天，他的五女唐宝玥与顾维钧，在同一地点举行了第二场婚礼。父女翁婿先后同时结婚，一时轰动全国。（原本婚期是同一天，女儿只好推后了一天）。

这里插句题外话，北洋首任总理唐绍仪子孙繁茂，他一生共育有6子13女。新婚后，更是老树开花，喜事连连（与吴维翘生有3子5女）。直至1935年，73岁的唐绍仪还生下了第六子唐楗。

可惜的是，1938年，唐绍仪被误会为汉奸，遭戴笠派特务暗杀身亡。

还有一个奇异的事情，不知大家发现没，顾维钧和他的老丈人唐绍仪名字的字号都叫“少川”，不知道这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

六 巴黎和会一战成名

1914年，顾维钧升任外交部翻译科科长，仍兼总统府英文秘书，陪袁世凯穿梭于各国使团。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两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谈论日军进攻青岛事宜。

1915年10月，年仅27岁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国兼古巴、墨西哥公使，以如此年纪得此重任，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当然本人才华出众是主因，但若无岳丈撑腰，也许结果不得而知，这一点，正印证了那句话：朝里有人好做官呀！

随着一战的深入，顾维钧致电北洋政府：“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1917年4月，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中国在段祺瑞的对德主战下，也加入了协约国。顾维钧在华盛顿积极活动，敦促北洋政府采取“联美抑日”的外交方针。

这时的顾维钧春风得意，事业风生水起，家庭夫妻恩爱，唐宝玥也为他生下长子长女。然而，天妒良缘，1918年初，美国境内大规模暴发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同年10月不幸死于这场流感中。

唐宝玥与儿子

顾维钧肝肠寸断，精神也大受打击，甚至为此向北洋政府提出辞呈，但因巴黎和会召开在即，遭到婉拒。

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北洋政府派出了外交总长陆徵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的五人代表团。顾维钧最为年轻且外交资历也最浅。

参加和会的各个协约国被划分为三等，位列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而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5位代表只能轮流出席，最后发言。

1月27日，由美法英意日主导的“十人会议”召开（总统与外长），商议山东问题。会议开始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先发制人，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大会让中国代表在第二天进行答辩。

准备时间只有一天，由于其他四人或无准备或准备不充分。而先前就对中日问题有研究的顾维钧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这次发言为顾维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谓一战成名。

经过准备后，顾维钧在次日的“十人会议”上就山东问题侃侃而谈。顾维钧用词平实，但逻辑非常严密，有理有据，无懈可击，赢得了在场西方巨头们的交口称赞（最精彩部分是将孔子与耶稣，鲁地与耶路撒冷相提并论，表明中国捍卫山东主权的决心）。

他们将顾维钧和日本代表的辩论比作“猫戏老鼠”，整个过程完全在顾维钧的掌控之中，此时的顾维钧年仅三十一岁，真是年轻有为啊！也不愧留美国际法博士头衔。

然而，在美英意法日控制的巴黎和会上，原则常被用来做交易，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收效甚微。4月16日，“五人会”再度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未被邀请。

在日本代表的强硬立场下，四月底列强们决定将德国在山东之权益让与日本，而只字不提将山东交还中国之事。此方案遭到中国代表团强烈抗议，消息传回国内，就此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6月28日，与会各国在凡尔赛宫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时，留给中国代表团的两个席位空空如也。

那一天，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七 三婚再娶富家女

1920年，顾维钧调任驻英国公使。期间与华侨富商黄仲涵之女黄蕙兰结婚。

1919年后，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有一次顾维钧应邀去黄琮兰家赴宴，意外看见钢琴上摆着一张年轻女子的照片，他拿着端详了好久。

这就是黄琮兰的妹妹黄蕙兰。黄琮兰自然“看在眼里，放在心上”，觉得顾维钧青年才俊，博学多才，在征得母亲同意后，便立即安排妹妹和顾维钧见面。

黄蕙兰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华人界赫赫有名的“糖业大王”，富可敌国。黄蕙兰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熟悉西方生活方式，能说法、英、荷等六种语言，她样子摩登，天性聪颖，善于交际。对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公子哥们“不屑一顾”。

初次会面，顾维钧在黄蕙兰眼里“相当土气”，他留着老式的平头，穿着也和黄蕙兰的其他男性朋友们“相去甚远”。在她知道，顾维钧既不会跳舞，又不懂骑马，甚至还不会开汽车后， 表现的也“相当冷淡”。

可偏偏这位“顾主”绝非等闲之辈，随着交谈，黄蕙兰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就被顾维钧的口才、智慧所折服，她觉得和顾维钧在一起友好而不拘束。

后来顾维钧带她去郊游、听歌剧，享用的都是外交特权的专车和国事包厢。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用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的，黄蕙兰的心理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在顾维钧的凌厉攻势下，俩人于1920年10月21日，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这次婚礼，黄家陪嫁之阔绰令人眼花缭乱，光就三十六件套的金质餐具便花了一万英镑。宴会上更是高朋满座，场面盛况空前，贵宾们无不啧啧称赞。

而在结婚前，顾维钧专门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占卜家，出了一个金镑，为他卦占这门婚姻。卦占结果是佳偶天成，大吉大利，时人戏称之为“一镑缘”。

因为翌日国联大会要召开，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必须出席。当天晚上，顾维钧偕同新婚夫人与工作人员连夜乘坐火车赶往日内瓦。此时的黄蕙兰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新婚之夜竟然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夫贵妻荣。在黄蕙兰成为外交官夫人之后，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

随着顾维钧职务的升迁，黄蕙兰参加白金汉宫的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倍感荣耀。

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她不仅成了顾维钧的得力助手，还成为了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她凭借着父亲的财力，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改造”了顾维钧，从他的发型、穿着入手，还教他跳舞、骑马。

在二十多年的交际舞台上，黄蕙兰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争光添彩。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在顾维钧回国任职期间，一次， 顾维钧随口夸赞了一句当年吴三桂宠妾陈圆圆在北京的故居，黄蕙兰立刻向父亲要了二十万美元，把这个别墅买下来做公馆，房契上只写了顾维钧的名字，这让顾维钧目瞪口呆（后来，孙中山先生就是在这所别墅中去世的）。

北京陈圆圆故居

当然，充足的金钱在那个腐败的年代，对顾维钧的升迁和交际绝对是有帮助的。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顾维钧很快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维钧则各方面都有拉扯。对于一时失意者，顾维钧都予以接济，积攒下大量的人脉。

不久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止一个国务总理！”，这些都是后话。

然而，黄蕙兰毕竟是黄蕙兰，她对金钱没有概念，一意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这也为后来俩人的感情埋下了伏笔。

黄蕙兰与儿子

八 华盛顿会议“再出手”

1921年11月，由美国发起的九国华盛顿会议开幕。时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派驻美公使施肇基任正代表，驻英公使顾维钧与王宠惠为副代表，组成三人全权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撤出外国军警等项要求，但均未得到圆满解决。

最后于1922年2月6日，只在山东问题上达成妥协方案，与日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中国收回了丢失八年的青岛主权和胶澳租界、海关权等权利， 此方案只是稍许挽回了一丝颜面，中国的国际外交并无实质性的好转。“弱国无外交”被演绎的淋漓尽致！

当时国人对外交人物关注度很高，上述三位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以及同时代的颜惠庆、王正廷都受到了民众极高的关注（其中四人都任过北洋政府总理），这些人被时人称为“外交系”。

其中顾维钧年龄最小，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学术背景，专业的国际法和外交史知识，以及对中国的国力清醒的认识。在从事外交活动中，极力地维护着孱弱的民国外交。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都如履薄冰。他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条成语对个人来说是崇高的，但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因为国家不能“玉碎”。

他认为，外交谈判要取得百分之百胜利是不可能的，通常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即是大胜。当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就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为，而失去已有部分。但这一观点不被同时代的民众广泛认同。

顾维钧指出当时中国外交有个大毛病：到处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顾维钧在外交中，该强硬的时候十分强硬，而该身段柔软时，也会寻求妥协，处理问题十分灵活。

顾维钧知道，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处理外交事务非常不易，但弱国外交未必没有施展的空间。顾维钧十分敬佩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外交家塔列朗。

塔列朗被歌德称为“19世纪第一外交家”，他最大的功绩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当时虽然法国战败，但塔列朗在会议中与其他国家多方周旋，最终保全了法国的国家利益。

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后，顾维钧返回伦敦。4月，奉召回到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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