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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和袁枚都是清乾隆年间南京文坛领袖，按理他们俩多少有些交集，然而我们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和他俩各自的著作中都找不到他们相关的文字。估计两人曾有龃龉，以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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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文坛领袖”为啥没有交集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称文木老人。康熙四十年（1701）出生在全椒一个“簪缨世家”。雍正十一年（1733）移家江宁府（今南京），寓居秦淮河畔，自称“秦淮寓客”，40岁后，“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乾隆十九年（1754）客逝扬州，归殡江宁。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曾任江宁等地知县，后辞官侨居江宁府（今南京市）小仓山随园，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
据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四《郴州知州曾君墓表》中的“（乾隆）十年（1745）予调江宁，君迁知广德州。十三年（1748）予乞病，君丁内忧”的文字来看，袁枚于1745年-1748年任江宁知县，此后一直寓居南京小仓山随园，而其时吴敬梓正在江宁府（今南京市）创作《儒林外史》。吴敬梓的许多朋友，如程廷祚即程锦庄（《儒林外史》中庄征君的原型）、樊圣谟（《儒林外史》中迟衡山的原型）、卢见曾（《儒林外史》 中荀玫的原型）、李啸村（《儒林外史》中季苇萧的原型）、朱草衣（《儒林外史》 中牛布衣的原型）、杨凯（《儒林外史》中汤奏的原型），以及程晋芳即程鱼门（《文木先生传》的作者）等都与袁枚有过交往，但在吴敬梓和袁枚这两位当日江宁府文坛领袖各自的著作中都见不到对方的名字，估计两人曾有龃龉。
袁枚在一些诗文中似曾透露出吴敬梓、袁枚龃龉的一些缘由。他在《答某山人书》开首即说：“书来，责仆不相见，词甚烦，气甚盛。仆敢不复一函以开足下！”又说：“况足下世宦之家”，其曾祖吴国对中进探花。且他在《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借武书之口说：“这杜少卿（原型即吴敬梓自己）是此间诗坛祭酒”，这就是袁枚所指的“文人自命者乎”。不仅如此，袁枚还在《再答某山人书》开首则说：“客岁以一函开足下，谓足下读其书，将知其人矣。不意犹未也。足下前书文而不惭，有叱叱气。”袁枚所答的“某山人”，笔者认为即是吴敬梓。又《征士程绵庄先生墓志铭》中有铭说：“儒林文苑古无界，谁欤划开成两戒？”而在《寄程鱼门》第五首中则更露端倪：“儒林与文苑，古无鸿沟界。一史偶作俑，千秋竟分派。”袁枚所说的“儒林”、“一史”，显然是指《儒林外史》，而“文苑”即袁枚之自况。这就不难看出，袁枚认为《儒林外史》乃是“儒林”与“文苑”“分派”的“作俑”者，也是构成吴敬梓与袁枚龃龉的原因。这种态度自然也引起了吴敬梓大为不快，以致后来两人“鸡犬之声相闻，（袁枚时居随园，而吴敬梓常游于随园比邻之乌龙潭和清凉山）老死不相往来”，而成为当日文坛上的一大憾事。
缘由可能出自《外史》“江宁知县”
那末，袁枚认为，《儒林外史》 乃是“儒林”与“文苑”“分派”的“作俑”者何指呢？笔者认为这大概与《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中有关江宁知县之审“才女”沈琼枝一事有关。
《儒林外史》写到毗陵（今常州）女沈琼枝，被淮北盐商宋为富强纳为妾，后逃来江宁县（今南京市区南部区域），卖文刺绣为生。杜少卿前往造访，并邀其到自己家中做客。岂料，宋盐商得知沈在江宁县的消息后，就向江都县递了帖子。县衙即派两个差人将沈琼枝逮至江宁县衙（今南京市长乐路西）。知县升堂问沈：“既是女流，为什么不守闺范，私自逃出，又偷窃了宋家的银两，潜踪在本县地方做甚么？”沈琼枝道：“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涉了讼，他买嘱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况且我虽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这是真的。”知县道：“你这些事，自有江都县问你，我也不管，你既会文墨，可能当面做诗一首？”沈琼枝道：“请随意命一题。”知县指堂下的槐树，说道：“就以此为题。”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又快又好，知县看了赏鉴，随即写了一封信给同年相好的江都知县，托他开释沈琼枝。
有学者考证出，当时江宁知县乃是大名鼎鼎的袁枚。而沈琼枝即是《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
关于张宛玉事，袁子才《随园诗话》是这样记述的：“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张娣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姐名宛玉，嫁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这里指淮安）令行文关提，余提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其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笔立吟，可乎？’余许之，乃倚几疾书曰：‘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余问：‘张女事作何办？’曰：‘此事不能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
袁枚可能认为《儒林外史》中“江宁知县”有损于他的“形象”，两人的“交恶”由此而生。其实这只是由头而已，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文人相轻”的原故吧。
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在《文木（吴敬梓的字号）先生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能之禁。缘此，所遇益穷。”这就是说，吴敬梓的一生中，见到“才士”（与吴敬梓相类者）唯恐提携不及。而对“文士”（袁枚及其相类者）则嫉之如仇。特别是对“文士”中的佼佼者，如袁枚，更是嫉之。对此，程晋芳经常批评吴敬梓有些过分，但都未能改变吴的态度。这样，吴所结交的朋友就愈少。这恐怕就是吴敬梓和袁枚“交恶”的主要原因吧。不知方家们以为然否？！
作者：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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